车内，锁上车门，不敢出来。到了威宁，地方稍微平坦一些，车子可以围在一块，司机还是留在车内，万一有老虎过来，司机可以打开车灯吓走老虎。”

    史语所人员所乘车辆历尽艰险抵达泸州，停在长江南岸的蓝田坝卸货，通过当地的转运站转送到大吨位轮船，再沿长江水道运往宜宾，最后从宜宾再返运到李庄码头上岸。根据傅斯年的指示，先遣人员潘悫、王文林等人与长江航线赫赫有名的民生公司联系，负责具体的转送航运事宜。

    “民生”是四川合江人卢作孚于1925年创立的轮船公司，主要经营重庆至上海的长江航运。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已拥有轮船46艘，总吨位18718吨，成为中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和长江航运的主力。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自此，卢氏临危受命，放弃了预定到欧洲考察船运业务事宜，全力投身于航运组织中，并向他的员工明确提出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的倡议。随着华北陷落，淞沪战争爆发，南京告急，武汉面临威胁，民生公司奉命集中了所有的轮船，在两个星期内将四个师、两个独立旅的川军将士，由重庆、万县等地以最快的速度输送到了武汉前线。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卢作孚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等在内的所有大小轮船公司的船只均归这个委员会指挥，主要的任务则是抢运战略物资入川。此时，从上海、南京和华北、华中撤退到武汉的工厂设备、战略物资，大批的军队和给养，以及故宫南迁的国宝等等，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运到西南后方。卢作浮集中川江中下游的所有轮船，在武汉保卫战的炮火硝烟中，日夜工作，紧急抢运。

    1938年10月21日，广州落入敌手。24日，蒋介石正式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25日，武汉沦陷，日军沿长江一线开始向西南大举进攻。至此，原集中武汉三镇及周边进行防御的129个师，110万国军已被打得七零八落，中国国土精华尽失，彻底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整个国民政府抗敌武装力量，已无一个完整的师可以继续作战。若论外援，除从苏联购买的一点有限军援外，英美和其他所谓民主国家皆袖手旁观，几无片甲之赠。有些巧合的是，就在武汉沦陷的那天晚上，驻美大使胡适与奉命前往美国借贷的金融家陈光甫，正在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au,Jr）家中拜佛求神，竭求美国当局尽快为借款求援打开绿灯，为身衰力竭、即将崩溃断气的中国政府“打一剂救命针”。而这个时候美国的战略物资如钢铁等仍源源注入敌国日本。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决定中国不被灭亡的最后一线希望，就是滞留在武汉西部长江岸边宜昌城内的9万吨重要战略器材——这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并决定未来反攻的有生力量。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说道，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敌机已飞临宜昌实施轰炸，日军正向宜昌推进，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而民生公司承担的任务，除了这9万吨极其重要和珍贵的战略物资，还有10万聚集在宜昌等待人川的军政两界要员及其部下与附属人员，外加100万吨左右的零散物资和不计其数的难民，处境万分危急。当时国内重量级的船运实业家是浙江巨商虞洽卿和卢作孚，虞洽卿掌控的三北轮埠公司、中华公司轮船和鸿安轮船公司更大，总吨位达到9万余吨，主要在长江下游和海面上经营。抗战爆发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命凿沉于长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