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以封锁江面，阻止日军舰船沿黄浦江口上溯。尚余的4万吨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无法进入浅水位的川江。当时在川江行驶的船只共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民生公司。10月23日，即武汉沦陷的前两天，卢作孚到达宜昌坐镇指挥输送事宜。被称为“川鄂咽喉”的宜昌，是长江航线上一个重要的转运港，上游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滩多浪急，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凡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下游开来的船只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入川。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4天，下水航行至少2天，而当时川江已接近枯水期，较大吨位的船只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左右，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停航期。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员和物资，都必须在40天的时间内运出。而要完成如此之巨的运输量，以民生公司当年的运力计算，需要一年时间。

    此时的宜昌小城已是人心恐慌，大街小巷遍布逃难的人群，满地是待运的物资与器材，轮船公司内外塞满了前来交涉的各色人物，“管理运输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又相互责骂。”面对人声鼎沸，混乱不堪的局面，卢作孚到达宜昌的当天晚上，立即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船长、技术人员会议，促使众人要以《孙子兵法》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悲壮精神，想方设法打破困境，突出重围，保全中华民族生存、反攻仅存的一点血脉。次日清晨，随着太阳光芒初照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宜昌，抢运方案终于制定完毕，其核心是分段运输，缩短航程，多运快运，整个川江分三段航行：宜昌至三峡入川为第一段；三峡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待运物资中，除了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行转运。如此这般，川江水位回落之前的时间被充分利用，仅有的运力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计划既定，卢作孚指挥部下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予以协助。由于川江航道独特的条件，只能白天航行，为了争取时间，卢作孚号令员工夜间装卸，凡是次日运走的物资，当晚必须装备完毕，拂晓即拔锚起航。每当夜晚来临，江边码头、轮船、驳船，灯火交映，人影绰绰。装卸人员的号子声，起重机的轰鸣声，汽笛声、江水涌动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抗战烽火中独特而动人的历史画面。这场后来被著名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开始后，卢作孚指挥民生公司，在日机轰鸣与残酷轰炸中，把重要物资的三分之二在40天内安全转运到大后方。此后，枯水期来临，中水位轮船已不能在川江继续航行，卢作孚临危不乱，组织民生公司职员改用木船和绞盘拖船装载着最后三分之一的物资日夜运输。遇到浅滩水枯处，民生公司的员工与前来援助的军民一道，改用人力在长江岸边拖着一艘艘分装的木船艰难地一步步前行，开始了长江航运史上前所未有的意志与力量的竞拼。尽管有为数众多的轮船被追逐而来的日机炸沉，有的触礁而毁，水手和船员伤亡惨重，但那大船小船齐头并进，那军民不分，通力合作的悲壮场面，以及在硝烟密布，弹片横飞的川江水面负重前行的身影，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史上而使后人越发奋励。其间，有外国记者拍下了全裸的民生公司职员和当地纤夫，为抢运战时物资于寒风凛冽中，在长江岸边匍匐前行的照片。当这批照片在西方报刊登载后，引起强烈震动。为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人，才知道世界东方这个被讥讽为“拿着筷子与日军刺刀交战”的民族，在最危急的时刻会用肉体与炸弹、刺刀搏斗，用鲜血浇泼战火的烟焰，中国民众有着一种不可战胜的意志与潜在力量——这样的民族是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