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已回到重庆沙坪坝青木关经历的酒局。以后类似酒局仍然不断，作为一家名牌大学的校长，酒桌上的应酬自是不可避免，只是身体很难抗得住酒精对健康的腐蚀力。1945年10月14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又记载道：“上午十时清华评议会，会后聚餐，共十一人。……食时饮‘罗丝钉’酒甚烈，又连饮过猛，约五六杯后竟醉矣，为人送归家。以后应力戒，少饮。”两个星期后的10月28日，又有“上午十时半清华服务社委员会讨论结束事项，会后聚餐，为谢诸君努力，饮酒约廿杯。散后大睡……”

    据梅祖彦推测：“实际上他（梅贻琦）晚年得的中风病，肯定是和饮酒过多有关。”

    梅氏博得的善饮美名，最终还是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此引申出一个生活命题：人的生活习性一旦形成，很难因外力而改变，尽管理智、刚毅坚卓如梅贻琦者，亦不例外，并终因饮酒过度中风倒下。悲夫！

    且说梅贻琦在李庄董作宾家中痛饮之后，次日上午，梅、郑、罗三人到门官田陶孟和的社会科学所访问。据梅贻琦日记载，这天的天气是“晴热，蔚蓝天空，片云绝无，盖较昨日更热矣”。

    几人气喘吁吁赶到社科所，刚在厅堂坐定，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梅贻琦问陶孟和：“这里不断有警报？”

    陶孟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道：“警报是不断，不过这里不够级别，日本人没有那么多炸弹来照顾，有数的炸弹都投到重庆、泸州、宜宾去了。”正说着，外面传来了“隆隆”的轰炸声，梅贻琦等三位客人有些惊惶，所内十几位青年学者纷纷跑到室外向天空和四周观看，有几人回到厅内道：“可能是重庆那边被炸了，这边听到的是爆炸的回响。”梅贻琦听了，忍不住微笑起来，心想这年轻人是不是神经有毛病，重庆爆炸在几百里远的李庄山坳里怎能听得如此清晰？于是在当天的日记明确记载“不信声音能传来如此之远也”。

    下午一点半时，警报声稍歇，所内清华出身的八九人告梅贻琦，要在李庄镇设宴款待，以表达师生情意。梅氏不好推辞，只得随之向山下走去。未走多远，突然又从东方传来巨烈的轰炸声，此时陶孟和面色骤变，立即招呼梅贻琦等奔到山坡下一片树林中躲避。如此躲躲闪闪，直到下午二点多钟才到达李庄镇。只见“街上人甚多，为赶场者，竟都不疏散”，梅贻琦认为如此冒险“实为不妥”。对此种情形，罗常培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但问当地人听没听到轰炸声，咋不分散躲避时，赶场的乡民却若无其事地说：“这是轰炸重庆的回响。”第二天罗常培一对报纸，发现“所记的空袭时间，果然不错”。看来梅贻琦此前的估计有误，相隔几百里有如此大的回响，足见重庆被炸之惨烈。

    参加李庄宴会者共13人，梅、郑、罗、董、陶等几位元老为客，年轻的后学，且清一色清华出身的汤象龙、梁方仲、巫宝三、潘嘉林、严中平、林兴育、桑恒廉、夏鼐（时属中博筹备处）八人为主。在异地他乡，师生相见，自是感慨良多、祝福良多，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恍于隔世又如在眼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意图已十分明了，国人的危机感越发紧迫。这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任命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12月3日，梅贻琦到职，发表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演讲。同时强调大学教育“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的办学至理。对于“九一八”以来的危局，梅贻琦特别提醒师生“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