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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梅贻琦在李庄流亡
要谨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梅贻琦的良苦用心在这段文字中已表达尽致,但有些思想另类的学生觉得这个表达并不能代表广大师生及国人的意志,遂不明事理和不知深浅地向校长请愿,要求迁校,并有“爱国有心避难无术”的怪论贴到校内墙上,以蛊惑众志。时华北情形岌岌可危,表面上宁静,弦歌不绝的清华园,实际上已动荡不安,人心惶惶。履新未久的梅贻琦认为部分学生的此种要求,是懦弱苟安的软骨症行为,极为痛心失望,遂奋笔疾书,贴出文告,剀切地告诫师生特别是一部分欲偏安江表、苟安图存者注意:国家的将来依赖青年的努力与作为,“自强不息”是清华的校训,期勉青年负起时代的神圣责任,不可妄自菲薄。且清华大学是用庚子赔款退还部分成立的,其中含有很沉痛的历史背景,因此清华学生应对国家更多一份“饮水思源”“自强不息”的责任。梅氏的布告在清华引起了极大震动,那些蛊惑迁校偏安的另类人士,不得不闭上荒唐怪诞的嘴巴。而梅氏的“这篇文告,对于民国二十年以后的同学播下了优良的种子”。

    梅贻琦上任的时候,清华学生绝大多数无党无派,纯粹以求学为唯一目的,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学生开始有了较为坚强的政治理想和信仰,且有社会上或明或暗的政治派别作后盾,如此一来,便引起清华园的骚动。1935年冬,清华学生姚克广(依林)、蒋南翔、陆璀、黄诚、吴承明等辈,在中共北方局人员林枫、叶小舟、黄敬等人的暗中鼓动下,以抗日为号召,在北平策动了著名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示威游行,以及1936年的南下扩大宣传队等政治活动。几次活动使大批爱国心切的学生被卷了进去,国民党政府对此十分恼火,多次派宪警到校园抓带头煽动学潮的学生,却又很难捉到。

    1936年2月29日,正是年终大考的第一天,盘踞平津地区的军阀、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派出军队到清华园清查学生共党分子。宋本是受南京政府的指令行事,并不太情愿做此类出力不讨好甚至败坏名声的事,再加上清华校长梅贻琦等经常与宋见面交谈学潮问题及消融解决办法,宋哲元怀揣复杂的心态命令进入清华园的一个团,可以携带枪枝作威吓工具,但不得动真格的,最好是徒手将“刺头”的学生擒拿归案。该团团长得令,率部携带未装子弹的枪支进入校园。有消息灵通者得知这一命令并亲眼看到官兵们“温柔”的表现,认为大兵们很傻、很天真,且有点软弱可欺。于是乎,聚集而来的学生们在几名地下党学生分子的指挥下,一拥而上,将官兵们三拳两脚打翻在地,缴了枪支,掀翻了运输的车辆,团长以下的军官全部被扣留。越聚越多的学生们群情激昂,对官兵们指手画脚地开起了批斗会。几个激进的学生感觉只开会批斗并不过瘾,索性把几个当官的用绳子捆住吊在树上。与此同时,一个由师生组织的护校组织应运而生,这个组织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期与宪警对抗之意,只要发现风吹草动,便在园内小丘钟亭上敲响警钟,集合同学,以扩大声势。不少有识之士预感到如此闹腾,必将引起更大的冲突甚至祸端。天快黑的时候,校园的气氛更加紧张,一帮学生关闭了校门,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亲自在门口与校警把守大门,严阵以待,预防不测。天黑之后,突然有一个师数千人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和部分警察、特工队伍,由西苑浩浩荡荡地开来,关闭的校门被轰然撞开,守卫的陈福田与数名警卫被闯入官兵一顿枪托拍倒在地,尔后用绳子捆了吊在树上,表示以牙还牙。大兵们喊着号子,潮水一样向校园深处袭来,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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