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只听见跑步的号子声，撞击的枪管声，沙沙的刺刀摩擦声，整个校园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那些白天组织围攻官兵的“刺头”们，眼见对方来势凶猛，知道大祸来临，脑袋急转弯，丢下一脸茫然、不知如何应对的学生队伍，一个个鞋底抹油——溜之乎也。多数学生见平时蛊惑闹腾得最厉害者逃之夭夭，也在一片大呼小叫中四散奔逃。奉命追捕的官兵在黑夜中四处搜寻，先是到学生宿舍查寻，不见几个人影，最后在新体育馆中找到了近千名“避秦”的同学。官兵们将学生们分开，按照名单上的姓名一一查找、核对地下党分子和带头闹事者。折腾了大半个晚上，名单上的人一个也没有抓到，只有二十余名参与者被官兵带走。

    来势汹汹的军警特工们撤走了，校园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但有二十余名学生被捕，生死不知，令人无法平静。天亮之后，昨晚悄悄溜走的几个带头者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冒将出来，重登讲台煽动部分学生向校方质问昨晚的名单由谁提供？提供者该当何罪等。议论纷纷中，有人认为名单是教务长潘光旦提供的，便围聚到办公楼前堵截潘光旦，欲施以颜色，作为报复性惩罚。

    潘光旦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因跳高伤了一条腿，未得到及时治疗成为终生残疾，成了“独腿客”，以后走路总是架着拐子，为此很担心留学问题。1922年，潘氏清华学业期满，到了该放洋的时候，他问代理校长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严氏不假思索地说：“不太好吧，美国人会想到我们中国人两条腿的人不够多，把一条腿的都送来了！”

    潘光旦听罢这个校长暗含讥讽侮辱的混账话，沮丧不已又无可奈何。有位教美术的美籍女教员司达（F。S。Starr）得知此情，专门找到严校长为潘打抱不平：“他不能出洋，谁该出洋！”

    经过一番周折，最后潘光旦总算与其他同学一道赴美国留学。潘氏抵美后，先入达特茅斯学院，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攻心理学，并获理学硕士学位。1926年归国，在上海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书，与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创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1934年回母校清华任教授。当宋哲元的官兵进校搜捕学生时，他正担任教务长。学生们见潘氏拄着拐杖来到校园，立即进行围攻，几名“刺头”上前把他的拐杖夺过扔到地上，潘只好用一条腿边站边跳以保持平衡。后面的学生见状，甚为得意，大呼小叫地兴师问罪。潘光旦头发凌乱，却面带笑容，在地上来回蹦跳。有一个叫林从敏的学生见此情景，于心不忍，与另一名学生方钜成上前扶住，将拐杖拾起，架着潘氏向大礼堂走去，后面仍有一群学生不依不饶地高声喊着讨伐口号。走至台阶，只见梅贻琦身穿一件深灰色长袍，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梅停留片刻，大体弄明事情经过，快步来到潘光旦身边的台阶上站定，面带愠色，表情肃严，眼睛瞪着二三百名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显然是尽量抑制胸中的愤怒。夹在人丛中高呼喊打的学生见此情形，顿时闭上了嘴巴，其他学生也静了下来。

    只见梅贻琦往台阶上移了一格，挺起胸膛，对众人厉声说道：“你们要打人，就打我好啦！您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

    现场的学生顿时被梅贻琦的威严姿态和坚硬如铁的话震住，瞪着眼睛相互望望，缩着脖子，悄无声息地渐渐散去。许多年后，一直在现场架扶潘光旦的林从敏颇为感慨地回忆道：“我们记得某学长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校长说话谦逊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但是在推打潘光旦先生这一天梅师坚定果断，毫不含糊其辞。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梅师表现他在‘危机’情况下，当机立断处事的精神。”

    围攻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