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梅贻琦等人在李庄镇内镇外转了一圈，江也渡了，山也爬了，酒也喝了，汗也流了。接下来的7月3日，开始对几位研究生进行考评。

    按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制度，每一个研究生配一位正导师，一位副导师，语言组第一届研究生研究的范围和导师为：

    马学良，云南非汉语研究，导师李方桂、罗常培。

    周法高，汉语历史音韵，导师罗常培、丁声树。

    刘念和，汉语历史音韵，导师罗常培、魏建功（未就聘）。

    每当研究生答辩时，不论是正副导师，按理都要参加。此时，与其他组的研究生一样，以上这三位研究生都将出席在板栗坳戏楼院召开的论文答辩会。但身处战时，受各种条件限制，导师、学生皆被战争炮火分割为几地，且有的导师如魏建功等早已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分道扬镳，哪里还有师生齐聚一堂的机会？因而，不但当年郑天挺在致傅斯年信中相商“北大可每年或每学期，请一位教授随同前往，俾稍减史语所之麻烦，并负其他事务责任”的事未能落实，即是在李庄板栗坳进行的这个答辩会，也因缺乏导师与学术委员会人员而变为一种外在形式，比不得在北平时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氛围，更无法与该研究所的创办者胡适当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答辩时，面对的萧煞情景相提并论了。

    可能由于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那段被搞得灰头土脸、口吐白沫，差点倒地不起的特殊经历，使他铭记在心，并在自己入主中国学界执掌学位生杀大权的漫长岁月里，显得格外宽容和民主，从而令无数后生小子感念不已。据一位叫陶元珍的北大文科研究生回忆：抗战前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常举行研究报告会，由研究生提出研究报告，所主任及导师加以批评。有次一位姓韩的研究生，提出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宣读完毕之后，胡适以研究所主任资格首做批评，言词谦和却滔滔不绝，刚说到中途，韩君突然打断他的话头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随即把胡批错了的地方一一指点出来。胡适立刻停止批评，毫不动气，请韩姓学生的导师、佛学权威汤用彤对报告继续加以检讨。当报告会结束时，胡适说：“以后举行报告，最好事先让我们知道题目，以便略作准备，免得像我这次对韩君的报告作错误批评啊！”此后胡适并未因此怀恨那位韩姓学生，反而特别重视，为其学习、谋生帮忙多多。几十年过后，陶元珍不无感慨地说：“他（胡适）的民主风度，应用到学术上，实足奖掖后进的学者，促成学术的进步，与借口维持师道尊严，压抑后进，僵化学术者，真不可同日而语。”

    此时北大研究所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尽管郑、罗二位导师早已知道弟子们各自研究的题目，但也不敢像胡适那样听完报告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甚而提出批评，倒是把胡适大度、宽容的方式方法延续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这批研究生来到李庄后，与昆明相隔千山万水，郑、罗二人已是鞭长莫及，只是名誉上的指导教授而已。实际的情况是，李庄的这批学生，除了相互切磋，靠史语所藏书自学，主要依靠史语所几位大师指导。如罗常培在他的《沧洱之间》中所言：此时的“马、刘两君（马学良、刘念和）受李方桂、丁梧梓（声树）两先生指导，李君（李孝定）受董彦堂（作宾）先生指导，李、董、丁三位先生对他们都很恳切热心。据马君告诉我说，李先生常常因为和他讨论撒尼语里面的问题，竟至忘了吃饭，这真当得起‘诲人不倦’四个字。任君（继愈）研究的题目是‘理学探源’，他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定的导师，可是治学风气的熏陶，参考图书的方便，都使他受了很大的益处。”

    早在昆明时期，马学良就曾跟随李方桂赴云南路南县的尾则村做过倮倮语调查研究。师徒二人在路南县境奔波了一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