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掉了十多斤肉，白皙的皮肤也早已变成灰黑色，总算把撒尼语的词汇记录下来，并整理出了一个语音系统。遗憾的是，由于经费短缺，时间不足，未能进一步记录其语法系统。1940年秋冬，马学良与张琨等研究生，随李方桂与史语所大队人马迁往李庄板栗坳，并继续在李氏的指导下，整理研究撒尼语资料，同时着手撰写毕业论文。

    此时，郑天挺和罗常培看到马学良的论文，就是有关撒尼语的整理研究成果。对于马生本人及论文的评价，罗常培在他的《蜀道难》一书中作了如下叙述：“三日上午，约马学良君来，评定他所作的《撒尼倮倮语语法》。……李先生对我说，他这篇论文在已经出版的关于倮倮语的著作里算是顶好的。这虽然含着奖掖后学的意思，但是我看过论文初稿后，也觉得李先生的话不算是十分阿好或过誉。我一方面佩服马君钻研的辛勤，一方面更感谢李先生指导的得法。”罗氏的记述，字里行间透着温暖和感念的真情，令人读后久不能忘。经过一天的忙碌，答辩会结束，对各位研究生提交的论文，郑、罗二人均感到满意，除个别地方需要“小修”外，全部通过。整个过程没有出现当年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论文答辩时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面如死灰”的悲壮场面，师徒双方皆感欣慰。

    7月5日凌晨，李方桂夫妇忽闻外面传来枪声，立即惊起，出门察看。只见板栗坳远山近林笼罩在墨一样的黑暗中，并无异常动静。刚要返回室内，枪声再度传来，且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清晰，似是沿长江边向板栗坳推移。

    “土匪，是土匪，不是抢劫就是火并。”暗夜里，李方桂轻声对夫人说。

    “要不要唤起梅校长？”李夫人徐樱悄声问着，此时梅贻琦就住在李方桂家中的楼上。

    “他可能刚睡着，不要唤他，估计没啥大事。”李方桂回答着，夫人徐樱不再作声。枪声响了一阵，渐渐稀疏起来，见板栗坳周边仍没异常动静，李氏夫妇方回归室内。早上六点钟，梅贻琦等即起床准备下山，下午在李庄码头登船赴宜宾。早餐时，李方桂夫妇问道：“校长，昨夜听到什么异常动静没有？”

    梅贻琦摇摇头道：“开始热得睡不着，等睡着的时候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李方桂讲述了昨晚外面枪声大作，并断定是土匪骚扰作乱时，梅贻琦略作惊奇状，叮嘱道：“看来你们以后要多加小心，我在泸州和叙永分校时，就听说川南一带土匪自抗战以来，像蝗虫一样在川江两岸窜起了。乱世出盗贼，自古亦然，只是你们别发生意外就好。”梅贻琦断断续续地说着，吃罢早餐，离开李家，同郑、罗二人一道告别了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诸君，在李方桂夫妇陪同下，往山下走去。

    至一山坡，李庄镇内风物已看得分明，梅贻琦等在一棵大树下站住向对方辞谢。李氏夫妇恋恋不舍地望着三位师友，各自眼里含着泪水。握别时，李方桂道：“今日一别，何时再得一见，天南地北，恐遥遥无期矣！”一句话引得夫人徐樱的泪水刷地落下，众人顿感怆然。梅贻琦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乱离之世会聚为难，惜别之意，彼此共之也。”

    八点半左右，梅氏一行来到了李庄郊外上坝月亮田中国营造学社租住的院子，看望梁思成夫妇与刘敦桢等研究人员，并借此告别。

    四川气候潮湿，秋冬时节阴雨连绵，这对在昆明时就一直身体欠佳、曾患有肺病未得到根除的林徽因来说无疑雪上加霜。1940年冬，梁家从昆明赶来时，天气的阴寒加上路途颠簸劳累，不到一个月，致使林徽因肺病复发，连续几个星期高烧40度。此时李庄随着民国战乱，百事凋敝，医疗卫生条件极差。恰逢梁思成为了营造学社的生计问题，已赴重庆向国民政府教育部“乞讨”活命与学术研究的经费。当他从信中得知爱妻发病的消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