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动不动就恼火。当然，秘密在于我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了。而最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两个月来增加了八磅半。”

    吴荔明的这个推测，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有令人困惑之处，从梁思成致费氏的信中看，内中并未述及傅斯年送款之事，而后来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在写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传记中，引用这封信之前是这样说的：“可是，他（梁思成）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他现在成了管理者，一个什么都得管的‘万事通’，奔波在李庄和陪都之间筹集资金，成天忙于开会和联系人等等，而不是从容不迫地专注于他的研究、绘图和田野调查。”这段记载分析，似乎费慰梅更倾向于梁家生活的改善是梁思成本人奔波的结果。

    当然，要彻底推翻吴荔明的论断是困难的，除了林洙一面之词外，最能证明梁家得款的证据是林徽因在给傅斯年信中那句话：“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倘若梁家未见成果，何以凭空生出“引见访谢”之意？

    这个谜团湮没了六十多年后，于21世纪初有了破译的线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得知翁文灏日记有一部分收藏于台湾“国史馆”，经与翁的家属和台湾方面沟通，特派研究员李学通前往查阅核校。李从翁氏1942年的日记中发现了如下两条记载：

    9月16日，访陈布雷，谈梁思成、思永事。又谈魏道明为驻美大使，美方颇为不满。9月28日，接见周象贤、Fitzroy、周茂柏、李允成、黄人杰、张克忠、胡祎同、周国剑（送来蒋赠梁思成、思永贰万元正，余即转李庄傅孟真，托其转交）。

    如果没有相抵牾的推理，这两条日记就是梁氏兄弟得款过程和数目多少的铁证，其操作程序当是朱家骅与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主任的翁文灏（咏霓）商谈，由翁找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主任陈布雷，再由陈向蒋呈报，蒋介石以他自己掌控的特别经费赠梁氏兄弟二万元，以示救济。——这个环节得以破译，上述三封信便可通解。

    有一点必须提及的是，从傅斯年上书到蒋介石赠款的五个月里，梁家兄弟的生活特别是梁思永的病情一直有恶化的趋势，必须随时用药物控制。而除了史语所有个医务室和一位被同仁称为“白开水”的专职医务人员（南按：据石璋如说，每当同事到医务室看病，这位老哥就说多喝白开水，于是大家便送了他一个“白开水”的绰号），要从外部购点药困难重重，傅斯年只好以割腕断臂的方式打起了内部主意，而这个主意产生的后果，正如8月6日傅斯年给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信中所说：“又云弟平日办此所事，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无不竭力，如梁思永兄此次生病，弄得医务室完全破产”“为思永病费，已受同仁责言”。又，8月14日信：“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医费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舆论之不谓弟然也。”

    由此可见，为了挽救梁思永的生命，傅斯年以他特有的霸气加梁山好汉的哥们义气，把医务室本来并不厚实的家底，几乎全部倾注在了梁思永身上，从而出现了史语所同仁不满和各种舆论滋生，而傅斯年本人也感到进退不得，颇为恼火。事实上，在如此艰苦卓绝、生死茫茫的紧急关头，因一个人的病情把整个史语所同仁、家眷所依靠的医务室弄得破产解体，这对全所人员造成的惶恐是显而易见的，舆论对傅氏的做法不以为然，甚至非议也是一种必然。——若不如此，才是不可思议的。看来，即是在别人眼里手眼通天、霸气冲天、牛气冲天的“三天”之才傅斯年，面对梁家兄弟这种特殊的情形，也有点力不从心。幸运的是，因有了蒋介石赠送的这笔款子，来回奔波的傅斯年，总算可以抬头挺胸抹几把额头上的汗水，长嘘一口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