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傅斯年为梁思永、林徽因的病情处心积虑谋划筹款、医治之时，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最为宏大和重要的支柱——李济，由于家庭突遭不幸，又出现了坍塌崩毁的迹象。抗战爆发后，李济带着一家老小六口（父亲郢客老人、妻子、女儿凤徵、鹤徵、幼子光谟），从南京到重庆、长沙、桂林、越南直至昆明，辗转数千里，备受艰难困苦，总算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万没想到，1940年夏，在史语所议迁李庄时，14岁的二女儿鹤徵突患急性胰腺炎，因得不到药物及时治疗而死去。一枝含苞待放的鲜花，无声无息地凋落在红土结成的高原之上，在西南边陲那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永久地与青山茂林做伴了。

    心中滴血的李济夫妇在巨大悲恸中，来到爱女的坟茔作最后辞别，旋即含泪打点行装，带领全家匆忙迁往李庄。积在心头的哀痛尚未淡去，1942年初春，在李庄中学读书即将毕业，17岁的大女儿凤徵又不幸身染伤寒，一病不起。因李庄缺医少药，终于不治。爱女临走的那天下午，握着父亲李济的手，有气无力地说：“爸爸，我要活下去，我要考同济大学，在李庄读书，永远不离开您和妈妈，还有爷爷……”纵然如伟大的学者李济博士，连同迁入李庄的同济大学医学院数位留德“海龟”教授共同努力，亦回天乏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美丽的双眸悄然滑下两滴泪珠，带着无尽的遗憾，走了。

    凤徵的墓地选在李庄郊外一座小山冈的平坦之处，这是李庄乡绅张官周出于对郢客老人和李济父子的敬重，特地从自家的园地中辟出无偿出让的一块地方。小小的山冈之上，痛失爱女的李夫人撕心裂肺的呼喊，在荒草萋萋的山野回荡。李济的眼睛里汪着一潭痛楚的泪水，将一把把温润的泥土轻轻地撒在女儿的墓穴里。一片片于西南早春盛开的黄色花瓣被抛向天际，于新起的坟茔上空飘舞飞旋。没有葬礼，没有悼词，唯有滚滚的江水和阵阵袭来的山风，让人感到生命的凄美与哀伤。

    从1940年到1942年的两年间，李济的两个爱女一“鹤”一“凤”，撇下风烛残年的祖父、悲痛欲绝的双亲以及年少的弟弟，悄无声息地撒手人寰，乘风而去。

    面对接踵而至的灾难，李济的心灵受到了重创，在一夜接一夜痛苦的失眠与哀叹中，精神支柱开始倾斜。彻骨的凄凉与过度的悲伤，终于使李济病倒床头。李济的父亲李权（郢客）老人，这位满清王朝末年的小京官，著名的词人雅士，面对两个从小围在自己身边唧唧喳喳，小鸟一样惹人爱怜的孙女不幸夭亡，更是悲情难抑，身体很快垮了下去，不久即中风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老爷子自感将不久于人世，遂立下遗嘱，一旦自己魂归道山，让家人在其墓碑上镌刻“词人郢客李权之墓”以示纪念。五年之后，当身衰体残，骨瘦如柴的郢客老人在南京去世时，李济按照遗嘱一字未改地书写了碑文，算是实践了老人的遗愿。在凄凉悲苦的心境中，李济勉强从病床上支起身体找到傅斯年，于李庄郊外板栗坳一个月高风清的晚上进行了一次秉烛长谈。按李济的想法，他要辞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之职，去掉安在自己头上的两顶“官帽”，以便摆脱行政事务繁扰，调整心态，做点案头研究工作，借以缓解日甚一日的精神苦痛。对李济的处境，傅斯年深感悲戚，清醒地意识到这根宏大支柱一旦坍塌，对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工作将意味着什么。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紧要关头，他所做的不是顺水推舟，而是要尽可能地使对方从颓丧委靡中振作起来，在事业上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1942年3月27日，李济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于李庄镇张家祠租赁的办公室，以忧伤的笔调给傅斯年修书一封，派人送到几里地之外的板栗坳，信中说：

    前日所谈，感弟至深。弟亦自知最近生活有大加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