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学生之间，没有建立起像王国维和梁启超一般的亲密关系。”

    苏氏没有点明吴金鼎没有拿到毕业证书，是与李济的关照不够有直接关系，但如果推理不误，想来苏氏之言应有这方面的指向罢。那么李济就吴金鼎的毕业证书问题，是否像当年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于生死抉择的最后一刻，大名鼎鼎的导师杜威教授只是冷眼旁观，任其就地倒毙不起，还是曾热心奔波周旋？这一过程虽无确切的证据留传于世，但从后来李济与吴金鼎的关系看，想来不会像当年的杜威老夫子那样绝情，对考场上“面如死灰”的胡适视而不见，甚而见死不救。李济至少应为此做过一定的努力，只是最终未能成功罢了。

    这一推陈出新的理由是，从可考的资料看，在后来的若干岁月，李济一直在鼓励、关注着吴氏学术事业的进展。吴金鼎后来在他的著作《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一书的引言中，曾这样说道：“民国十六年（1927）春，作者肆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蒙李济先生授以人体测验之方法。同时且就地实习以资熟练。更蒙助教王以中先生之助，约于一月期间共量清华学生六十八人。此作者对于人体测验工作之第一次尝试也。”又说：“既而清华放假整装回籍，济之先生慨允以仪器借予，俾得带回山东作长期测验，以完我未成之工作，所期望者尚远且大也。归鲁后任教齐鲁大学，逐日疲于校课，几无余暇得作课外之研究。所幸于学期内尚有长短若干假期，稍得从事工作。计自十六年秋迄十八年冬，共量二百九十一人。适济之先生以书来，询及所获成绩，于是乃取所有资料，核算之整理之草成《山东人体质之特质》一文，邮示先生，极蒙嘉许，十九年春来本所考古组，承先生命，取原稿重新计算之，乃成本篇。”如果此话不虚，戴家祥所言应有一定的道理，吴金鼎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完成论文而未拿到毕业证书。

    想来1927年那个酷热的夏季，吴金鼎是带着怅惘和些许的遗憾之情离开清华的。走出校门后，他返回母校齐鲁大学做了一名助教。这个抉择，除他本人内心的故乡情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山东跟其他中国北方多数省份一样，有相当丰富的古代遗迹，自新旧石器时代一直追溯到汉代的古代遗物，几乎在每一个县区均可发现。既然吴氏有志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研究，选择能够有机会进行考古工作的齐鲁大学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吴金鼎利用业余时间到野外作田野考古调查，并进一步坚定了他毕生从事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路向。他在《平陵访古记》中曾这样描述自己在1928年4月4日第二次踏勘龙山遗址后的心情：“自此之后余始确切认定此遗址，包含层中所蕴蓄之重大意义。而余之兴味自此不知不觉亦为之转移，平陵研究之热忱渐趋冷淡。嗣后所读参考书多关于新石器时代之文化。余暇所思念者，亦多为石器时代人之生活状况。盖余已认明此龙山遗址，确为新石器时代之一村落。一部古代史迹深藏黄土垄中。嗣后余将牺牲所有余暇，尽吾全力以求此遗址之了解。”

    平陵访古是吴金鼎涉足田野考古的起点，也是他人生历程的重要转折点。1928年，当吴金鼎前往山东平陵进行考古调查时，就注意到城子崖一台地有异于寻常的堆积——这是发现伟大的龙山文化一个高亢嘹亮的前奏。后来经过多次探查拭掘，城子崖遗址埋藏着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得以正式出现在中国考古学的序列中，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不能说没有吴金鼎就一定没有龙山文化的发现，但至少这个发现要晚一段岁月，而晚些岁月发现、发掘的城子崖遗址，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是否还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并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则是无法想象的。对此，李济说得十分清楚：当“殷墟出土的实物分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