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地呈现着极复杂的混合状态，相比的材料必须多方追求。在这类材料实现以前，殷墟出土物之意义，就不能十分明了。故史语所发掘殷墟以来即从事于类似之搜求……有了城子崖的发掘，我们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的来源找到一个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了一个新阶段。”由这段记述可以看出，龙山文化的发现适逢其时，吴金鼎功莫大焉。

    城子崖龙山文化发掘之后，吴金鼎把主要精力全部集中到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追寻研究中，对于各地所出陶器特别加以注意。1932年春，吴氏跟随李济、董作宾等前辈再赴安阳殷墟进行第6次发掘，计得字骨一版及可分三期的建筑遗迹遗物。这年冬天，吴金鼎再于津浦路临城车站附近发现一处包含黑陶和石器的重要遗址，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鉴于吴金鼎在考古学上的重大贡献，山东省政府专门拿出奖学金，于1933年7月，派他携夫人王介忱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叶慈（Professor .Perceval　 Yetts）教授攻读考古学博士学位（南按：王介忱陪读）。同年冬，又跟随英国的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里（Prof.F..Petrie）教授赴中东地区巴勒斯坦做发掘工作。关于这段经历，后来赴英留学的夏鼐回忆道：“我经过耶路撒冷城晋谒彼特里教授谈起吴先生时，这位八十七高龄的老教授还掀着银须说：‘吴先生确是一位田野工作的好手。虽不勇锐机警，但沉着勤奋，工作罕匹。’在巴勒斯坦碰到几个跟吴先生做过工的阿拉伯工人，提到吴先生，都跷起大拇指说他‘夸依思’（Kwaiyis.即华语‘顶好’），吴先生也常以幽默的语调，叙说他在巴勒斯坦跟从老教授工作的经验。”1934年，详细记录城子崖龙山文化发掘缘起、经过及成果的考古报告《城子崖》一书，由中研院史语所出版。此书由李济、梁思永、董作宾任主编，傅斯年、李济撰写序文，主要撰稿人为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等。在赴英国之前，吴氏以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这部中国第一部考古报告的撰写之中。该书共有七章，吴金鼎一人撰写两章，与人合写四章，几乎囊括了报告的全部。这一工作业绩诚如李济在序言中所说：“初稿大部分是由吴金鼎君预备出来的，他是城子崖的发现者，田野工作他费力很多，屋内工作及报告草稿也费时最久。他的初稿交到梁思永先生手中的时候，要比现在的多一倍以上，可见他用力之勤了。”

    当《城子崖》考古报告在国内出版并引起业内轰动之时，吴金鼎却在万里之外的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校实习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未能亲睹这一盛况。1935年春，吴氏获伦敦大学中国委员会奖学金，返回国内搜集论文材料。就在这个时候，他与另一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夏鼐相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