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燏似乎没有学习近东或巴比伦等文字，主攻方向还是中国的历史、古文字和新兴的博物馆学。这个选择除了傅斯年的旨意，恐怕与李济的影响和指导大有关系。1937年1月21日至4月7日，李济应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和大学联合会及瑞典王储、考古学家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之邀，赴欧洲讲学和学术访问，并出席国际科学联合会总会的伦敦大会。期间，吴金鼎、夏鼐、曾昭燏陪同李济至伦敦大学科特奥德艺术研究所、皇家亚洲学会等处活动和讲演，参观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大学学院博物馆等地，并帮助李济联系英伦的考古界专家，先后陪同会见了伍莱、惠勒、赛利格曼、格兰威尔等著名学者。就在李济抵达伦敦不久，突患一场重病，住了二十余天的医院，幸亏吴金鼎夫人王介忱与曾昭燏两位女性悉心照料，才算康复得较好。据李济之子李光谟说，李济在英伦期间，与吴、曾、夏等学生过从甚密，并且“非常关心这几位青年朋友的成绩和他们的去向，时常约请他们讨论，探询他们的志趣。他以一个长者的身份动员这几位青年人回国后到史语所和中博去工作，最后果然都实现了”。

    据南京博物院档案显示，这年3月，曾昭燏允得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每月百元津贴，并要求曾氏择机赴德国考察，借此研究博物馆学。这份档案和上述信函，连同个人回忆等基本证实，这一时期，傅斯年与李济对曾昭燏攻读方向和治学路数进行过具体的指教，曾氏接受了傅、李的好意，攻读门径与治学路数随即拐弯，先是从课堂与纸面转向了广阔的田野，再是从中国和近东的学术目光与研究理想，转向了处于世界前沿的博物馆学科。这个转变无论是对曾昭燏本人，还是对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博物馆学未来的发展，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性转移与突破。中国文化中所谓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此时的傅斯年、李济、曾昭燏身上再次得到了生动鲜活的体现。

    1937年6月初，曾昭燏以学术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得到导师叶慈的赞许并获文学硕士学位。这篇论文实乃一部专著，文中所列古代铜器上的600种徽识，是从2082件青铜器中整理得来。这是曾氏留学海外数年的收获，也是她的成名之作，因了这部大著，曾昭燏在学术界的地位由此奠定。6月底，在牛津就读的俞大絪、俞大缜结束学业，与曾昭燏一起离开伦敦抵达巴黎，在稍事游览与休整之后，俞家姐妹购买船票归国，曾昭燏则按照中央博物院李济的约定和学习计划，赴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参加什维希威格（Sehleswig）为期十个月的考古实习。

    曾昭燏到达柏林的这天，卢沟桥事变爆发，曾氏闻听，大为惊骇，使刚刚告别同学加亲友、孤悬海外的她，“感觉沉闷愤激”和心中凄凄。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消息传来，曾昭燏与同学们才“以万分振奋的心情，注视这战事的发展，而且慎重地考虑自己能在这抗战中做些什么事”，并“开始痛恨自己为什么要学历史考古，想当初如果随曾昭抡学化学多好”。此时曾昭燏认为，抗战爆发，祖国最需要的是枪炮弹药与军队的勇武牺牲，而学化学可以像汪兆铭、蔡元培、喻培伦、黄复生、任鸿隽等老一辈革命党人一样制造炸弹，把侵华日军的战舰炸个粉碎。只是自己有心无力，徒叹奈何而已。

    怀揣这样的心境，曾昭燏经常与在柏林留学的袁炳南、吴大任、赵九章等中国留学生聚会，每次见面，总是谈论国内战争形势。当从柏林的华文报纸得知“北方将士抗战之艰苦情形，而人民逃避一空，救护无人，饮食不给。有饿死者、有自投河死者、转徙流离以达到后方救护所在者盖无几”的悲惨酷烈情形时，曾昭燏悲伤哀痛，心绪不安，归所后久不成寐，只有借助日记抒发心中的慨叹。在10月31日的日记中，曾昭燏写道：“此伤心惨目之情况，真不忍言。余尚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