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过欧洲人之普通生活，真何以对我战士耶！”11月14日晨，曾昭燏与中国留学生杨允植，同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后，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德国的军事家蒋百里秘书谢君处探访消息，“闻其言，心绪更为不宁。又闻傅作义将军战死之讯，悲痛不能自已”。（南按傅氏之战死属误传）11月21日，曾昭燏往听蒋百里、张彭春演讲。当蒋氏讲到“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时（南按：蒋百里在他的《国防论》扉页上曾强调了这句话），心情为之振奋。但曾氏亦亲眼目睹演讲后的侨胞大会上，“两派争执几至动武”，于是大起反感，愤然道：“至今日党见犹不解除，事之可悲观者，孰过于此！……战败不足悲，惟今日国人而尚不能团结，则真可悲也。”

    此时，曾昭燏逐渐认识到自己对于国家、民族和抗战的帮助，莫过于做好目前的份内工作，待学业大成再为国效力。想到此处，遂强按悲怆心境把自己埋于学问中。12月8日晨，曾昭燏一出家门，即见德报以大字登载南京失守的消息，曾氏立感“触目惊心，心痛欲裂”。本不欲往史前古史博物院实习，只是因为昨日说过自己必往，觉得“不能失信”，于是，“在车站徘徊良久后，仍决心一往工作如常”。下午，曾氏去学生会阅报，方得知南京失守是误传，心中“为之稍定”，同时认为“其实南京之失，于我战略无大关系。徒以为我首都观瞻所系，不由不特别关怀也”。这天深夜，曾昭燏悬着的心仍未放下，乃写信向朋友询问国内真实战况。10日晨，得到正在巴黎访学的北大教授向达信函和所附《泰晤士报》一份，知“南京沦陷，盖旦夕间事”，心情又陡然沉重，发出了“感痛何极”的哀叹。12月18日，正在史前古史博物院上课并实习修补陶器法的曾昭燏，突然从报上看到了南京确实已经失陷的消息，顿时痛苦失声。恰在此时，有一与曾氏同室修补陶器的工人询问中日战争情况，令曾氏有“出语伤人”之感觉，曾昭燏愤恨至极，“恨无手枪击之”。只是考虑“彼非有意，盖教育程度不够”，方没有动手胖揍这个不懂事的家伙一顿。

    随后的日子，曾昭燏在学习的同时，仍关注国内抗战情形，并与同学好友以及由巴黎至柏林访学的向达、吕叔湘等竟日交谈，对归国后的前途一片迷茫。1938年1月31日，曾昭燏完成了柏林史前古史博物院实习课程，与指导业师Brittner教授和实验室同事依依惜别。想到国事家愁，前途暗淡，不禁流下了热泪。

    2月1日傍晚，曾昭燏踏上了开往慕尼黑的火车，在德意志博物馆蔡司（Zeiss）教授指导下，到巴伐立亚国立博物馆、德国民族博物馆、人类民俗博物馆等众多博物馆参加藏品整理和展览设计实习工作。鉴于曾昭燏在异国土地上展示了中华女性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深厚的治学功力，英国伦敦大学欲让其留校任教。2月5日，得到叶兹教授相聘为助教的信函。曾昭燏接信后，当天复信许聘。3月24日，曾昭燏结束了在德意志博物馆的实习任务，前往柏林国家博物院与导师等人见面后，于1月16日返回伦敦，19日正式出任伦敦大学叶兹教授的助教，主要从事教书及编目工作。按曾昭燏当时的设想，如继续在本校工作兼学习，最终斩获一顶博士帽子，无论是凭本人的学识，还是与导师的真诚或相互“利用”的关系，当是顺理成章之事。这年3月12日，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军队吞并奥地利，引起欧洲动荡不安。几个月后，曾昭燏主动放弃留在英国工作和戴上博士帽子的双重心愿，决心辞去教职，回归祖国。在任叶兹助教期间，曾昭燏陆续完成了论文《论周至汉之首饰制度》和《博物馆》等两部专著初稿，后在国内出版。

    1938年6月3日，曾昭燏在伦敦大学工作整日，并得到硕士毕业文凭。据曾氏在后来提交的自传中说：“暑假时，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