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曾去该地的黑龙潭游玩，往返15里，历时数小时。”

    陈寅恪与政治系教授浦薛凤（号逖生）及一女生，在安南乘火车于4月23日下午4时才抵达碧色寨，尔后转乘小火车到达蒙自海关旧址，时已暮色苍茫，在与朱自清等教授见面后，方知临时大学已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原设在西安的临大，也已迁往汉中，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了。第二天，经与分校总务主任樊际昌商量通融，陈寅恪与浦薛凤、沈乃正等三教授没用抽签，即允准移住歌胪士洋行楼上一大一小相通的两室，浦、沈住外面一大间，陈寅恪独住里面一小间。一个星期后，闻一多由昆明来蒙自，住歌胪士洋行楼上二号一室。教授房中设备统一配置，分别是每人板床一张（三块板两张长凳拼铺而成），书桌一，木椅一，洋油灯一，余则一无所有。因条件实在过于简陋，陈寅恪等各出四元钱，每人向歌胪士洋行购得旧藤椅一把，后来的教授虽欲出重价索购，但藤椅早已售光，只能因陋就简，应付度日了。

    由长沙经香港、安南赴滇时，陈寅恪把自己随身携带的文稿、拓本、照片、古代东方书籍，以及经年批注的多册《蒙古源流注》《五代史记注》等，连同部分文献资料，装入两只木箱交于铁路部门托运——这是他几十年心血凝聚并视之生命的珍贵财富。万没想到的是，待陈氏赶到蒙自，雇人力车夫将运来的木箱拉到居住处兴冲冲打开校点，却发现箱内只有砖头数块，书籍等物踪迹绝无。面对如此惨状，陈寅恪当场昏厥。后据校内同事分析推断，很可能木箱在越南海防换滇越火车时发生了变故，而盗窃者可能就是铁路行业内部的不法分子，他们误以为箱内盛有金银珠宝，或其他贵重物品，遂想法窃走，因多数书都由包袱或其他物包藏，窃贼并不以为是书，或以为书中夹有重金。为防盗事过早暴露，另易砖头数块入箱内，以此蒙混过关。可以想象的是，当盗贼们怀着满腹发财的欲望在暗处打开包袱，发现包藏的竟是一堆破旧书籍时，一定气得七窍生烟。而流亡西南的陈寅恪眼望一堆砖头和两只空箱，自是悲愤交加，顿足捶胸，徒叹奈何？奈何？！

    陈寅恪所丢之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珍籍秘本”，而是他曾花费无数心血用蝇头小楷，在书眉详细记录相关资料以及自己心得的批注本，其间有蒙古史、佛教史和古代东方书籍。这一批眉批本，可说是他研究工作的“半成品”，是心血与思想的结晶，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润色，便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这些书籍在陈寅恪心中的地位之高和价值之巨，是一切读书人特别是靠读书、著书安身立命的知识分子所能深切体会的。1942年9月23日，陈寅恪在给好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永济信中，对此次遗失书籍与手稿作了如下披露：

    弟廿十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中有蒙古源流注，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后闻伯希和在库伦获元秘史元本，故欲俟其刊布，再有所增删。用力虽勤而原书价值颇不高，今稿既已失去，亦不复谈论此事矣。

    又有世说新语注，主旨在考释魏晋清谈及纠补刘注之疏失。

    又有五代史记注，其体裁与彭、刘旧注不同，宗趣亦别，意在考释永叔议论之根据，北宋思想史之一片断也。

    又凡佛经与之存于梵文者，与藏译及中译合校，凡译匠之得失，元本之为何（今梵本亦非尽善本，有不及译本所依据者。又其所据之本，亦有与今不同者。其异同得失，皆略能窥知）列于校记。今虽失去，将来必有为之者。又钢和泰逝后，弟复苦其烦琐，亦不敢涉及此事。但有巴利文普老尼诗偈一部，中文无今译本，间散见于阿舍经。钢君不甚精巴利文，在北平时未与详校。弟前居柏林时，从德名家受读，颇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