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人入道之诗，哀而不怨，深契诗经之旨。然俱是公历纪元前作品，尤为可贵。欲集中文旧译并补译及解精（？）其诗，亦俱失去。

    正因为这批倾尽了陈寅恪心血与汗水的书籍与稿本遭窃，使若干部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新著不得不加以延迟，甚至成为泡影。如《世说新语笺证》《高僧传笺证》等“半成品”，一直未成完璧，遂成终生憾事。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小插曲，即此劫发生17年之后的1955年，栖身岭南的陈寅恪突然收到越南华侨彭禹铭一封信，言其家居西贡，曾到海防搜买旧书，偶得陈氏当年遗失《新五代史》批注本两册，寄存家中。陈寅恪闻讯大喜，急欲见到实物，惜越南政府禁书出口，法令甚严，一时无法携出，只好等待时机。未久，越南战火突起，兵火所及，将西贡数万家变成瓦砾之场，彭禹铭家不幸亦在其内，家藏数千卷古籍尽付一炬，陈寅恪批注本《新五代史》一并化为灰烬。据陈寅恪后来说，他唯一得到的“原箱遗物”，是一位旧时清华毕业生梁秩风辗转买得的《论衡》一部，惜这部书不过是当年为填塞箱子起见，偶尔放置其中，实非欲带之书。对此，陈寅恪在致他的学生蒋天枢信中满含遗恨地说道：“当日两箱中文书及古代东方文书籍及拓本、照片几全部丧失。此时身边旧箱中原物，仅余填补空隙不足轻重之《论衡》一种，可叹也。”

    陈寅恪的命运如此，而战时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旅途中丢失财物者比比皆是。1937年11月27日，吴宓日记载：“阴，微雨。上午9：00至车站，宓之卯箱已运到，遂自舁归。但已破毁，以绳索之。箱内之黑云丝棉袍亦已为人取去。后此宓将卯箱中物，归并其馀各箱，而此牛津纪念品之卯箱遂不复存矣！”时局动荡，世道如此，面对一幕幕惨象，作为一介知识分子除了扼腕长叹，夫复何言？

    遭窃事件使初到蒙自的陈寅恪一病不起，悲愤交加中，仍做着登堂授课的计划。待身体稍有好转，便写信向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仁求援。时史语所历史组的劳榦（字贞一）、陈述（字玉书）等人已抵达昆明，并与史语所同仁丁声树、全汉升等借住拓东路663号赵元任家。5月1日，陈寅恪致劳榦、陈述二人信中，以哀伤的笔触写道：“弟到蒙已将十日矣，欲授课而无书。不知史语所之三国志、晋书、南北史、魏书、隋书、通典等在昆明否？如在昆明，无论何种版本（即开明廿五史本亦可），请借出，邮寄或托友人带下均可。如昆明史语所无此类书，则朋友中能辗转借得否？此次来蒙，只是求食，不敢妄称讲学也。”

    5月7日，陈寅恪向劳、陈二人追加一函，谓：“三国志、晋书已在此间借得，可以不寄。通典如一时未能借得，亦可从缓。近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有书箱运到蒙自，借与联大。以无目录，又无人到此点交，故不知其中有无大藏经、四部丛刊、三通在内，请两兄代弟一查，并速示以在何号书箱内为感。此间联大已催史语所派人来蒙自点交，愈速愈好，因有许多功课皆视书籍之有无以为开班与否之决定也。弟俟孟真先生到昆明后当来昆一行，大约在五月底或六月初也。所中同仁均乞代致意。”

    劳榦与陈述接到陈寅恪求援信后立即行动，于5月5日寄出第一批书。然而路途关口阻隔，寄送并不顺利。5月12日，陈寅恪在复信中说：“南北史收到，感荷感荷。北史为百衲本，然则百衲本未运到耶？（五日寄南北史，八日即收到。）来示谓本月六日已寄魏书，今尚未收到，乞一查为感。”信未补充道：“蒙自已入雨季，起居饮食尤感不便，疾病亦多，吾侪侨寄于此者皆叫苦连天，想昆明或较此略胜。”

    三天后的5月15日，陈寅恪接到劳、陈二人于11日发出的信件，谓大藏经不在昆明而在重庆。焦急中的陈寅恪再发一函述说急迫之情：“大藏经弟急需用，因弟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