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哀笳一曲戍烟中。

    据《唐诗鼓吹评注》释读，此诗“指孙揆败于沙陀之事”。沙陀，以族名代称藩镇李克用。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李克用进据邢、洛、磁三州。昭宗不顾多数大臣反对，采纳了宰相张浚等人发兵讨李的主张。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结果三战三败。张浚的副手孙揆在这年九月李克用破潞州（今山西长治西南）时被杀。李克用的军队乘胜纵兵焚掠晋、绛、河中一带。百姓家破人亡，赤地千里。大顺二年春正月，昭宗被迫罢了张浚等人的官，二月又为李克用加官晋爵。诗人吴融时在潞州金桥，有感于此，写了这首诗。吴融生在藩镇割据时代，预感到唐王朝必将灭亡，但他不可能直陈其事，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用辛有的典故，巧妙地抒发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同时昭示世人，辛有的预言生前无人理睬，死后却备受赞叹，这又有什么用呢？肺腑之言，泻于毫端。尽管个人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作为诗人的吴融仍希望皇上采用古时魏绛的方法，以期收到“五利”之功。魏绛是春秋时晋悼公的大夫，晋国所在地的山西，是个汉、戎杂居的地方，民族间经常发生战争。魏绛曾建议用“和戎”方式解决矛盾，他认为“和戎”有“五利”，晋悼公采用了魏绛的主张，因此收到“修民事，田以时”的政治效果。吴诗人通过肯定魏绛，婉转地批判了唐王朝此次对李克用的用兵方略。

    另一历史人物索靖，乃西晋时期著名书法家，累官征西司马、尚书郎，封安乐亭侯，谥号庄。当西晋行将灭亡前，索靖预见到天下将乱，指着洛阳宫门前的铜驼伤感地叹息道：“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唐代诗人李商隐有《曲江》诗，曾以索靖所指人事隐喻唐王朝的时势。诗曰：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

    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曲江，是唐代长安最大的名胜风景区，“开元中疏凿为胜境……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已之节”（康骈《剧谈录》）。安史之乱后渐趋荒废。唐文宗颇想恢复升平故事，于大和九年（835年）二月派神策军修治曲江。十月，赐百官宴于曲江。甘露　 　之变发生后不久，下令罢修。李商隐这首诗，写于事变后第二年春天。

    曲江的兴废和唐王朝的盛衰密切相关。李诗中的第六句“老忧王室泣铜驼”，承起首“望断”句与颔联，以索靖忧西晋之亡，借以抒写对唐王朝国运将倾的忧虑。整首诗在构思方面有一个显著特点：既借曲江今昔暗寓时事，又通过对时事的感受抒写“伤春”之情。而“天荒地变”之悲并非主体，“伤春”才是真正的中心。尽管诗中正面写“伤春”的只有两句（六、八两句），但实际上前面的所有描写都直接间接地围绕着这个中心，皆透露出一种浓重的“伤春”气氛。

    陈寅恪用辛有、索靖二典，谓其青少年时代即预感到中国将乱，外敌入侵。此两段回忆正可与“读史早知今日事”相互印证。而《残春》一诗，则暗合了李商隐《曲江》“伤春”之意。但与陈诗意蕴更接近的是陈寅恪的本家——南宋陈与义的《伤春》。

    靖康之难，金兵入侵，权奸误国，高宗南逃，陈与义流落江南，以“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峰”，表达了对国家的忧虑和对未来国家复兴的希望。陈寅恪《残春》诗中的“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当自陈与义的《巴丘书事》“未必上流须鲁萧，腐儒空白九分头”而来，表达了作者面对国破家亡，自己无力匡扶大厦之倾而只能忧心愁悴，彷徨山泽，嗟号旻天的郁愤之情。此种心情从陈氏同首诗中的“过江愍度饥难救，弃世君平俗更亲”句中可见要略。

    诗中的愍度，因避讳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