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度，即支愍度，西晋僧人。据梁慧皎《高僧传》载，两晋及晋宋之际，北方南下的高僧几乎遍及“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诵经”、“兴福”、“经师（转读）”“唱导”等各个方面，其中以“义解”高僧的人数最多。两晋时期南下的著名僧人有：康僧渊、康法畅、支敏度，“晋成之世，（康僧渊）与康法畅、支敏度等过江”。《世说新语·假谲》以诙谐、轻松的笔调叙述了上述南下、过江僧人及受其影响的南方僧人的佛教活动，如“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伦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当时南下过江的僧人并非都是一帆风顺，但他们凭着自己对佛教义理的深刻理解和掌握，使名士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流亡云南边陲的陈寅恪以支愍度南渡，喻自己漂泊西南，以授课为生计的无奈之举。正如他致史语所历史组劳榦、陈述信中所说：“此次来蒙，只是求食，不敢妄称讲学也。”此话虽有自谦的意味，但正迎合了伧道人“治此计，权救饥尔”之意。

    陈诗后一句所说的“弃世君平俗更亲”之“君平”，乃西汉蜀郡人严君平，名遵。道家学者、思想家，《汉书》记其人于汉成帝时隐居成都市井中，以卜筮为业。“因势导之以善”，宣扬忠孝信义和老子道德经，以惠众人。日得百钱足自养，即闭门读《老子》。精老庄之学，终身不仕，著书十万余言。年90余，以其业终。

    据与陈寅恪友善的联大政治系教授浦薛凤说，在蒙自时，陈氏曾手书《残春》诗以赠，但与后来流传者稍有差异，其中上二句为“伧僧义旧饥难救，曹社谋亡梦已真。”前一句与“过江愍度饥难救”用典相同；后一句典出《左传·哀公七年》：“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社：曹之国社。后以“曹社之谋”，指灭亡他人国家的阴谋。北周庾信《哀江南赋》：“鬼同曹社之谋，人有秦庭之哭”即出此典，藉此可见陈寅恪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失望。陈氏的悲观之情，与《南湖即景》中的“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之句，可谓一脉相承。

    所谓“南渡”，如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言：“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大片国土沦陷，政府与人民流亡西南，为第四次南渡。“殷鉴不远，在夏世之后”，陈寅恪对此次南渡的前途深为悲观忧虑，于是有“北归端恐待来生”之语。

    作为史家的陈寅恪以史观今，企图“在史中求史识”，寻找“历史的教训”。而中国漫长的历史留给后世的一面镜子，就是立足中原的封建王朝三次南渡未归而终致灭亡的事实。这个事实在陈寅恪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晚清消亡，民国兴起，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刚刚缓过一口待死之气，又遭逢日本小鬼入侵，按照中国的军事实力与国人“上诈下愚”的德行，实难与雄视亚洲，具有超强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日本帝国抗衡。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陈寅恪与学界大腕丁文江、胡适、蒋廷黻，甚至抗战初期所谓“低调俱乐部”成员，包括国民党高层内部的汪兆铭、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者流，具有相同、相通之处。

    就在陈寅恪于蒙自南湖岸边感时忧国、徘徊苦吟之际，他曾经的上司兼好友、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近代史家蒋廷黻，正猫在国民政府实际中心汉口的一间房子里，埋头撰写《中国近代史》。在这本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