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为“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的薄薄的小书里，蒋氏谈到了1894年清朝和日本之间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爆发中日甲午战争的教训，特别指出：“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结果众人皆知，中国战败了。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和约》，中国承允高丽独立，割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蒋廷黻因之说“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吃亏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借古喻今，自是文人史家的惯用笔法，蒋廷黻此处所喻没有什么隐秘可言，仍无非是避战、慎战等与胡适、陈寅恪类似的战争观念。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东北沦陷，日本侵略者欲吞并华北，继而全面征服中国的企图，胡适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远不能与日本相抗，力主避战求和，认为中国军力不足以言战，战则中央军力必毁，故“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竭力主张国民政府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两国之间的悬案，以谋求十年的和平。这一主张使胡适成为“主和派”的靶子而为“主战派”群起攻之，并有司法院长居正要将其逮捕法办的激愤之语。许多年后，蒋廷黻在他的回忆录中坦承：“我一向不怕日本，我认为：就中日两国而言，中国弱、日本强不过是暂时现象。我晓得日本有装备精良的陆海空军，有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的官员。军队的后面，他们有最爱国、最勤奋、最俭朴、最守纪律的国民。尽管日本有上述的优点，我却不认为他对我国会构成永久的威胁。我相信时间是对中国有利的。没有强国的基本根据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个伟大帝国。因此，我对‘九一八’事变的主要想法是争取时间。”又说“一九三一年冬，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日本外相］币原于那年夏天就曾要求当时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回南京向政府报告。‘报告你们政府。’币原说，‘一个大事就要发生了。除非中日双方政府谨慎处理，双方均将被毁。尽速和我来解决。但，我一定要占一些便宜。如果你的政府不肯让步，我的政府必然会垮台，而后任将较我更甚，会要求无厌。’事实上，整个七、八两个月，币原一直都急于寻求谈判的机会，而南京和东北方面都尽量设法避免。明了对方所使用的策略后，我不禁感到我们政府措置失当。而且也越发使我相信日本民政党的政府是急欲将‘九一八事变’地方化的。”

    为了应付这一险恶局面，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顾维钧提议将东北南部的锦州附近地区划为中立区，隔开中日双方的军队。此议得到了蒋廷黻等《独立评论》派的赞成，认为这样做可使冲突紧张形势不致蔓延。蒋氏说：“《独立评论》创办于‘九一八’事变后，自然其中会有许多讨论到和战以及国联是否可以信赖的文章。《独立评论》同仁中没有人主张立即对日作战的。在这一点上，大家的主张是一致的。当时天津《益世报》编辑罗隆基，发表了一篇轰传一时的文章，题目是《枪口朝外，不可对内》。文中大意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在《独立评论》上为文答复罗氏，略谓：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社中同仁对我的主张均未表示异议……和这些人在一起，常常和他们讨论时事，我可以感到［丁］文江胸中的激愤，也可感到胡适心中的忧伤。”最后，蒋廷黻以惋惜的心情说道：“日子一天天过去，自由人士在日本越来越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