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武力的主战者越来越抬头。在中国，反政府分子利用纯洁的人民爱国热狂，呼吁作战，而政府拿不出办法以缓和人民的情绪。我认为一项伟大的改革和建设计划或可代替人民主战的情绪，但是政府无力及此。我想《独立评论》的同事们的看法都是如此的，只是有时他们表示出来，有时不表示而已。”

    蒋氏所言大体不差，除了《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者，像陈寅恪、叶企孙、金岳霖甚至吴宓等清华一些较理性的教授，所持观点与上述基本相同。1932年4月，陈寅恪在《清华周刊》发表《高鸿中明清和义条陈残本跋》一文，借古喻今，文章最后提醒国民党当局并警示世人：“夫明之季年，外见迫于辽东，内受困于张李。养百万之兵，糜亿兆之费，财尽而兵转增，兵多而民愈困。观其与清人先后应对之方，则既不能力战，又不敢言和。成一不战不和、亦战亦和之局，卒坐是以亡其国。此残篇故纸，盖三百年前废兴得失关键之所在，因略征旧藉，以为参证如此。”金岳霖在1951年12月思想改造运动中曾公开检讨：“抗日军兴，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对于抗日底前途没有信心，所以我总想外国来帮助，尤其是英美。”

    对于这些不同的论调和声音，正如浦薛凤所言，知识分子中主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主和派，对于“国际关系与世界局势之有无变化，而如有变化，其对吾国影响之利害得失，亦难预料”。因而才出现了“甲乙两方观点不同，论断自异”的争持。而这个时候，无论主和还是主战，皆是政治策略上的主张不同，属于个人对时局的识见与判断问题，即政见之差异，当然不能一提主和就目为汉奸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设若以不损失主权为前提，以较小的代价与日本谋和，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只是事实上又如胡适后来所言：“和比战难”。而一般群众总是赞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旦果尔演成全面战局，则民族国家根基时感动摇，力不如人，气不足靠。因而，抗战爆发后，在蒙自的浦薛凤曾作过这样的推想：“最高当局内心恐本来宁愿忍辱一时，不愿轻启戎祸，只因一般高调论者，似乎非此不觉痛快。不得不孤注一掷。”

    浦氏之推测自有道理。早在1932年，国学大师黄侃在《牡亡》一诗中就喊出了“羞与深仇同日月，不妨孤注掷乾坤”的声音，后来全国军民特别是知识群体中的学生，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曾产生了北平学生南下逼蒋抗日之举。在如此人势汹涌的潮流中，若说蒋介石是被这种声音逼上了抗战之路是合理的。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在发表的《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中特别指出：“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这个讲话已透露出蒋氏内心的良好愿望与迫不得已的做法。而一旦战争打响，蒋介石却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孤注一掷，壮士一去不复还了。1937年12月29日，蒋介石对于右任谈话，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与战败而亡。”即是蒋的性格、决心与抗战的态度。

    不可忘却的一个关键是，抗战一开始，蒋介石就渴望英美等大国施以援手，共同驱逐日寇，他派胡适、蒋百里等人出国即是这一战略方针的具体体现。只是对于这一方针，汪精卫一派人物并不以为然，曾任汪伪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伪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的樊仲云曾发表一篇《和与战》的奇文，樊氏在文中大放了一番战难、和亦不易的厥词之后，以宋人南渡为个案剖析抗战得失并作了如下结论：“总而言之，战不容易，和亦非易。这是严肃的事实问题。诚如李纲之言，必须‘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若己无能力，而欲利用他人而求一旦的侥幸，如宋之借金灭辽，借元灭金，或者以为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