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夷制夷之上策，其实却是最愚蠢不过的办法。于慎行《读史漫录》中论曰：‘童贯助金灭辽，徽宗不纳种师道之谏，辽灭而北宋随亡。孟珙助元击金，理宗不能乔行简之谏，金灭而南宋亦亡。人病赢顿，不养其元气，壮其筋骨，而强举函鼎之重，则喘绝立毙。金，世仇也，中原，故土也，灭之而收其旧疆，其言非不正且顺也，然以江南半壁之积疲，蒙古新造之方锐，是病羸顿而举函鼎也。’所以感情与事实二者，必须慎重斟酌，度量轻重。屈己求和，诚不免于耻辱，尚得救亡图存，乘时自振。若其不然，贸然出于一战，则直亡国耳，岂有他哉！南宋之亡，便是如此。南渡之初，宋诚有可以一战之势，然而秦桧却专执和议，结果宋固由此而存，而一般心理对于和议，遂更深恶痛疾，几于不愿闻问。于是到了末季，舍和而战，遂以亡国。和战之不易言有如是哉！赵瓯北论宋之和战问题曰：‘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成，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所争。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祺。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廿二史箚记》）不能不说是持平之论。”

    按樊仲云的观点，中国的抗战时局恰似北宋、南宋面临的危局，面对强盛骄狂的日本，中国既不能守亦不能战，是无能力。蒋介石欲求他人（英美）以夷制夷，这是“最愚蠢不过的办法”，相当于“病羸顿而举函鼎”，汪伪政府所谓“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是识时务之俊杰的图存之策。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樊仲云此文刊于《天地》第八、九期，时为1944年5月、6月，而不是胡适与陈寅恪声言“主和”观点的战前与抗战之初了。此时，汪精卫已经在南京成立了伪政府，成为日本人手中的鹰犬和实实在在的帮凶，自然不是怀着对国家民族的春秋大义空头议论所比拟的。对于汪精卫这一变节行为，与汪直接打过许多交道的蒋廷黻曾说过如下几句话：“以人而论，汪是很有吸引力的。但他主持洛阳国难会议，讲了好多次话，我仍不能获悉他的真意所在。我晓得他是反对抗日的。然而，在他任行政院长之前，他的手下也曾发动过学生要求对日作战，以增加政府的困难。政客们为了争权会做出许多奇怪的事，但是用和战问题当做手段，我认为是绝对不可饶恕的。我们《独立评论》的同仁于获悉汪氏出长行政院时曾在一次晚餐席上坦率指出此一任命对中国的不利。我自己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汪为了他个人理由也不愿对日作战。但是他在野时拼命煽动战争，一旦掌权时又是要大家维持和平，似乎是缺乏爱国心和对国家的真诚。”

    蒋廷黻最后两句话，算是点中了汪精卫的死穴，而樊仲云等辈的言行，公开为汪伪政府和汪的叛逆行为张目，已远离了政见之争，不但缺乏爱国之心和对国家的真诚，实质上已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走向了人民的反面，成了典型的汉奸卖国贼外加反革命分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