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留蒙自的钱穆、姚从吾、容肇祖、沈有鼎四人也从校舍移于“天南精舍”，与汤、贺、吴三人共同居于精舍上下楼。在同住的七人中，多数埋头读书和研讨学问，吴宓除研读业务书籍，还弄来汤用彤的《印度哲学讲义》、《汉魏西晋南北朝佛教史》，以及谢佐禹的《人生哲学讲义》加以研读。唯年轻的沈有鼎不肯读书，经常弄出一些反常举动，令其他教授特别是吴宓大为恼火和反感。

    生于上海的沈有鼎，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取公费赴哈佛大学就读，1931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至1934年留学德国，先后在海德堡和弗赖堡大学杰浦斯和海德格尔指导下从事哲学研究。1934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次年任教授。早在清华读书时，沈有鼎就以才华出众令师生刮目相看，他的业师金岳霖与“哈佛三杰”之一的哲学家汤用彤都认为沈生才气非凡，日后堪当大任。而沈氏自己也感觉良好，且不免自负。金岳霖的得意门生王浩曾有这样一段回忆：台湾出了一本金岳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福生）临终话语的书《春蚕吐丝》（陈鼓应编），书中多处谈到殷海光与金岳霖交往的经历及对老金的评价，其中有一段讲到抗战前北平逻辑研究会。说的是在一次聚会上，有人提起果德尔工作的重要，“金岳霖说要买他一本书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殷海光在一边看到他们师生两人的对话大为吃惊。学生不客气地批评，老师立刻接受他的建议，这在内地是从来没有的。时在美国的王浩读罢这段记载，认为此事“大致不假”。而且觉得“大家都该有金先生这种‘雅量’，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这样合理的反应被认为是奇迹，才真是可悲的。”

    金岳霖的雅量令后人肃然起敬，但沈有鼎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不拘形迹的做法与口无遮拦的说法，并不能令所有的人都有如此雅量来对待。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时期，文学院的钱穆、吴宓、闻一多三教授与沈有鼎合住一室。据钱穆回忆：“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生（南按：即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生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有鼎只得默然。雨生又言，限十时熄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生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

    钱氏所言，显然有褒宓厌沈之意，对沈的言行，只是没有露骨地贬斥而已。但类似事情到了吴宓眼中就大不同了。在吴氏眼中，沈有鼎虽聪明，且甚用功，“然其为人极可鄙。毫无情感，不讲礼貌。衣污且破，服装如工人。饭时则急食抢菜，丑态毕宣。置父与妻于不顾，而惟事积钱。银行所储而外，小箱中存七八百元，一文不肯动用，而惟恐遗失。又或深夜扃户启箱，将银币一再清数，排列展览以为乐。彤谓其似织工马南Milas　 Marner（注：1861年出版的英国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所著小说《织工马南》中之主人公）。众于会食或游谈时，恒以沈君种种为笑谑之资。宓有时不能忍，或且面斥沈君之非。沈君则夷然自适，不怒不慊。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噫，此又聪明自私之另一格耳。”在嘲讽责备一番过后，吴宓又颇为感慨地说：“平心而论，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