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难得之好人，待宓亦甚厚，然不免为普通中国式之君子，而宓重感情而好负责整饬，本末兼治，群己并顾，时乃感其不足之处。”

    吴宓观察人物心理行为之细致，描述之生动传神，几令人拍案叫绝。但在略显刻薄的指斥之后，又不失宽宏大量的挚诚以待。尽管学人之间各自家庭、教育背景不同，性格迥异，且有这样或那样在别人看来足以笑谑或诟病的地方，但毕竟“同是天涯沦落人”，为保存国家民族的读书种子而流亡西南边陲，日子还得过下去，团结互助不只是个人问题，更是民族大义之所需。因而，留住在“天南精舍”的七教授，在相互体谅包容中友好地度过了蒙自的最后一段岁月。而这段最后岁月，在诸位教授的记忆里，也自有跌宕起伏的情趣所在。按照钱穆所言，七人同住一处后，未久就听移驻蒙自的空军基地人员漏出音讯，说是日军很可能要来空袭，当然这个空袭是针对空军不是平民，但七教授住的地方与空军基地很近，一旦敌机投弹，难免会发生基地起火，殃及池鱼，诸位的性命堪忧。正在众位焦虑而又不知如何应对之时，沈有鼎发挥了他的特长，谓自己是《周易》研究专家，甚得卜筮之道，可以用八卦之占以卜吉凶。众人一听甚是欢喜，乃于月黑风清之夜请其占卜。沈有鼎挽起衣袖，施展法术，一番神秘兮兮的摆弄，得节之九二，验之以书，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众人大骇，遂召开集体会议，决定自明天起，每日早餐后，携带干粮、水壶与所读之书，立即出门，到蒙自郊外荒野偏僻之处各自读书，下午四点之后归宿。为了做到言而有信，行之有效，会议决定推选吴宓为本次行动的前敌总指挥。每至清晨，由吴宓挨室叩门呼唤督促，迟到者则遭批评。早餐后由吴宓率队至郊外躲避空袭，一连数日皆由吴总指挥发号施令，其状“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

    如此这般度过数日，10月17日，冯友兰从昆明致信汤用彤、吴宓等人，谓联大各院均定于11月15日提前在昆明开课。于是，“天南精舍”七位教授议定于10月29日集体离蒙自赴昆明，并推举汤用彤为赴昆明旅行团团长，吴宓为会计，总筹赴昆事宜。

    10月27日，吴宓偕钱穆、沈有鼎二人至南湖、军山一带散步，游览蒙自秋景。傍晚返回，阅报得知武汉已于前二日失守，众皆悲戚。28日傍晚，吴宓独自来到南湖，在堤上伫立良久，作诗一首：

    离蒙自赴昆明半载安居又上车，青山绿水点红花。

    群飞漫道三迁苦，苟活终知百愿赊。

    坐看西南天地窄，顾亭林诗云：“西南天地窄，零桂山水深”。心伤宇宙毒魔加。

    死生小已遵天命，翻笑庸愚作计差。日前《云南日报》所登沈从文君《知识阶级反省》一文，愚甚赞同。

    第二天，汤用彤率领吴宓等人打点行装离开“天南精舍”，由碧色寨踏上了开往昆明的火车。至此，联大最后一批人员告别了蒙自。曾经留下了联大师生欢声笑语和精神慰藉的南湖，连同一幢幢镌刻着岁月烙印的优美建筑，构成一道永恒的风景，长久地留在了师生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