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连绵，人心惶惶，日军飞机对昆明轰炸越来越凶。在这世事纷乱的艰难环境中，无论是吴宓还是陈寅恪，跑过警报还要继续上课，吴宓仍开设外国文学；陈寅恪除了应付史语所历史组、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等职责内的各项课业，还拖着病体，靠一只即将失明的眼睛，硬是完成了奠定其世界级学术大师地位的不朽名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写作。

    1939年春，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校方已安排好该校汉学家休斯副教授充任其副手——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面对如此荣光的礼聘，陈寅恪曾两度辞谢，后考虑夫人唐筼患严重的心脏病，不能抵昆团聚，同时借赴英机会可治疗眼疾，遂答应就聘。在得到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同意后，陈寅恪于这年6月下旬乘车由安南转往香港作赴英的准备。全欧汉学家闻陈氏将来，云集奥格司佛城，静坐以待。在重庆的史家、文学家陈衡哲得此消息，曾评论曰：“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意想不到的是，抵港未久，欧洲战火聚起，地中海不能通航，何时能够起程，沓无可知。陈寅恪茫然四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于港岛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闷不任，不知兄何以教我。”此时的傅斯年亦无法可想，无奈中的陈寅恪只好于这年9月由香港重新返回昆明西南联大上课，继续等待可行的机会。对此遭际，陈氏有《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一诗，藉见其悲感交集之心情：

    暂归匆别意如何，三月昏昏似梦过。

    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

    狐狸狐搰摧亡国，鸡犬飞升送逝波。

    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

    1940年暑假，听说欧洲方面战况稍有好转，陈寅恪再返香港等候赴英之机。其理由如致傅斯年函中所言，“英国如能去，则弟必须去，因弟复牛津函言去，故必须践约也。”想不到这次又出了差错，刚到香港不久，忽得中国驻英大使郭复初发来电报，谓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心灰意冷的陈寅恪欲再次孤身一人返回西南联大，恰在此时，日军为切断广西与越南之间的国际交通线，出兵攻占南宁，陷落昆仑关，滇越交通中断，致使陈寅恪无法回昆，而夫人唐筼除心脏病外又患子宫病。陈氏走投无路，一面写信请傅斯年“如本所及联大有迁地之消息，乞速示知”，一面作携家眷迁川之打算，并通过许地山在香港大学暂时谋得一客座教授职位，以换取微薄的薪金维持生计。

    1941年初，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已迁往四川南溪李庄，傅斯年致信陈寅恪，告之消息，并云西南联大也即将迁川，其时已在四川叙永建分校，如在香港不能支撑，可携家眷由香港直接转赴四川李庄，专任史语所研究员兼历史组主任。但此时陈家已一贫如洗，根本无资迁川，处在两难中的陈氏在走与留问题上摇摆不定，“盖居港地，进退维谷”。1941年2月12日晚，几近陷入绝境的陈寅恪在答傅斯年信中道：

    现除飞机外，尚有由广州湾至桂林一道勉强可通（亦需经过无穷苦难）。内人及小孩等不计其生死存亡，令其迁至广西居住，通计载运人身及搬运行李，据最近车船夫轿之价，约近四五千元国币，若此能设法筹出，或者于五六月，敞眷及弟全部可由港至广西，弟一人赴川而置家于广西，以免多费川资及免再跋涉之苦。但又不知彼时此道能通与否耳！总之，于今年暑假将届时，即五月间，能设法为弟借贷国币五千元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