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一九六0年）七月二十五日，是台湾铁路史上极具纪念意义的日子。在盛大的启用典礼之后，由省主席或是行政院长那一类的大官按钮，一列火车自彰化站开车，由全亚洲第一座全自动控制行车的号志指挥驶往下一站——六点六公里外的花坛站，火车开到那悬灯结彩的站台时，裕昌回家说，他们的工程伙伴，站在层层官员后面的铁轨上（站台太窄），全都热泪盈眶，当天晚上全体喝醉酒。

    但是，快乐的日子还不满一天。第二天早上，总控制房里的调度人员和工程人员即互相喊叫，所有人的心脏都捏在调度员的手指间;按错一个钮就是灾祸。而那像银河星系的控制板是他们一生从未梦过的复杂，火车行进每一里，他们都似在跟着跑。那时候。他们几乎不回家，回到家，电话立刻追踪而至，常常听到裕昌对着墙上的铁路专用电话喊:“他们怎么这么笨!叫他不要乱按，我立刻就来…”然后抓起雨衣冲进蓬车，自己开车往彰化飞奔。那时公路上大约只有他和公路局车，常常有公交车司机伸出头来问他们是不是不要命了。

    那时的我，带着三个男孩，大的九岁，小的五岁，白天要上课，晚上备课，改作业，活得和陀螺一样，如果有祷告的时间，只祷告不要撞车，因为汽车和火车似乎都在灾祸的边缘疾驶。

    果然，盛大启用后不久，行车控制已到二水站，因台风来袭，一年前八七水灾冲毁的大肚溪堤防再次崩溃，彰化又泡在洪流中，一片汪洋，铁路多处冲坏，CtC机器失灵，所有的客货车全误点。有一辆军事专车被迫停在斗六市的石榴站（距彰化四十七公里），那原是专为装载石渣的小站，灾后用水全无，小站在荒郊野外，数百乘客在炎阳之下困了半日，苦不堪言。车上电话催发也动不得，有一位军官说再不开车。就用大炮轰调度室。但是，一切仍以安全为重，到黄昏才得进目的地潭子站。

    在天灾巨大的摧毁力之下，长期不分昼夜活在紧张状态中的工程与调度人员。渐渐产生了患难柑共的情谊，互相支持，二十四小时轮流当班。尽量解决问题，虽极辛苦，都以能参与此项划时代的革新工作为荣。但是，水灾后四个月，当一切渐“上轨道”时，突然发生人为灾祸;两列货车在浊水溪桥上追撞，后列的火车头倾倒在大桥的衍梁上，拖吊抢修极为困难，而且追撞的第二天原定全面行车改点，新时刻表已印发。据当年调度员蔡仁辉先生在他《闲话台铁五十年》一书中回忆说:“这时所有与CtC有关系的人“都进了一场可怕的梦境里”。列车运作失常，可说是坏到极点，工作人员的“罪过”真难想象，这里可拿一句话来说，是空前绝后（愿不再发生）。”

    在铁路几乎是唯一大量运输工具的时代，车站上货物堆积如山，货车和客车同样重要。淹水后又逢调整班次，CtC总机无法“自动”时，就得退回旧制用人工指挥，货车停在中间站等候的时间往往比行走的时间还长。彰化的总调度室有二十四个车站，五十八座“站场继电室”的电话扬声器，这些时日中，工程检修人员，车站，列车的人都在嗓门比赛，调度室轮班四小时下来，人人声嘶力竭，七厘散（润喉中药）不离身，回家休息。有时梦呓呼叫，令家人惶恐。那时那一批人几乎没有家庭生活，总局最初反对改革的人也认为电务部门自不量力，让大家丢脸。报纸上（幸好尚无电视）每天责备，冷嘲热讽，有一张漫画上画一位乘客，下车打着雨伞走路，比火车早到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