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之事，常有峰回路转的奇妙现象。我在武大时，没能赶上钱穆先生讲学的盛况。没想到在编译馆这位置上，却因“武圣岳飞事件”，让我有机会与钱穆先生联系上。

    在我进馆之前。“大学丛书”收到一份台大历史系林瑞翰教授的书稿，尚在审查阶段，是否出版未定，却有报纸报导:林瑞翰教授所著是台大一年级必修的中国通史课本，竟诬蔑岳飞跋扈，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十二道金牌才召得他回朝。宋高宗为什么杀他，并不是那么单纯的事。如此不敬之言，台大竟作教材。而国立编译馆竟然接受林教授《宋史要略》书稿，将要出版，简直是动摇国本!

    有一位自称是岳飞小同乡的李某，连续写了数篇，说:“你们侮辱武圣。就是数典忘祖……”还有一位骂得最凶的立法委员吴延环。不但以笔名“誓还”在《中央日报》专栏不停地讨伐，并且在立法院正式提案，令教育部答询。王天民馆长虽在各报来访时详细说明:“馆里接受书稿，既尚未审查，更未有出版计划。”但是各报继续登载责骂的文章，有一则报导竟然说:“据闻该馆负责此事者，系一女流之辈，亦非文史出身。”王馆长是历史教授出身，知道当时各校学者无人愿审，亦无人能抵挡此政治意识的汹涌波涛，命我去拜见由香港来台湾定居的钱穆先生，请他作个仲裁，说几句话，指引一下国立编译馆对此书处理的态度。

    我对于前往钱府的事感到万分踌躇，不愿再遭遇坐与不坐、茶与不茶的场面。待我一向非常客气的王馆长说:“没别的办法，委屈你也得去一趟。”

    钱先生来台湾居住的素书楼，位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东吴大学后面一个小山坡上，有一条依坡而建的石阶路。我去外双溪的路上实在不知是何场面，深悔误入宦途。车到外双溪，沿东吴大学山径到山坡尽处，按了门铃，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阶。钱先生出见时，尚未坐下便说，“我已在电话中说不能审查。”我困窘至极，慑儒而言:“我刚由学校来国立编译馆三个月，这份书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舆论责难不止，请您看看，我们当如何解此僵局?”大约全出于同情心吧!钱先生接过书稿，放在几上。我道谢后仓皇辞出，几乎是奔下石阶，心想大约再也不用来了。

    谁知三天后意外接到钱先生电话，说请林瑞翰教授去谈一谈。再过数日，林教授亲自到馆里，他毛笔工整细密的手写稿二十二页，综合加添了钱先生面谈时给他的六种新资料，补充他书中岳飞部分。数据非常充实稳妥，提供了多面的论述。

    但是仍救不了我们，教育部来了一道公函，转来立法院的质询提案，“国立编译馆拟靠钱穆先生的声望，将讽毁武圣岳飞的作品，作大学用书出版，动摇国本……。”命令馆长随教育部长罗云平去立法院说明。质询之前数日，我带了许多资料去立法院图书馆谒见吴延环委员，详细说明《宋史要略》一稿原是前任留下，至今无人肯审，更不会近期出版。质询日，我坐在备询官员最后一排硬椅子上，王馆长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员席;他有多年教学经验，对答时如在课堂，不慌不忙，质询者虽然来势汹汹，但亦不知应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学术著作如何“动摇国本”？我自大学时期在学潮中开始（直到今日台湾的选举文宣），看尽了政治意识控制学术思想之狰狞面貌，没想到我“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进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资格，在大学教文学课程，竟到这里来看着我的老师王馆长被这些人指手顿足地以政治意识形态指责，如此伤尊严，多么不值得!我心中充满愤慨和悔憾，回到馆里，即写辞呈，馆长问我:“你觉得在这种局势下辞职是保持尊严么?你此时离开能说明什么立场呢？”他从桌上拿给我一封刚收到的挂号信，是钱先生寄来的，退还我随书稿送上的审查费两千四百元。一纸便签上写:“无端卷入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