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来北京开班会。她们离开我的旅馆时，我说此行专为欢聚，一不谈病痛健身灵药，二不谈台湾回归祖国之事。

    第二天早上我到邢文卫家（她大学毕业后，嫁给我们同班的男生，康国杰终身是她的仰慕者）。当年同班女同学到了十多位，见面都已不识，都是老太太了。只有在说出名字时惊呼一番。我们急速地把五十年前的影像延伸到眼前的现实，无数的“你记得吗……都似在解答我在台湾难解的谜。验证了我今生确曾那般欢跃活过的青春。这些人，这些事，那鱼池，那默林都真正存在过，岁月能改变，但并不能摧毁。

    快到中午的时候，门铃响，邢文卫把我叫到门边，对我说，“柳志琦从天津来看你，你不要说你认不出她。”门开处，一对年轻人扶着一个勉强站立的老妇人走进来。我实在无法想象那倔得一寸都不肯让的柳志琦会弯腰!在进门的甫道，她抱住我，哭着说，“想不到今生还会看到你!”  昨晚她们没有告诉我，她脊椎的伤已不能坐火车，为了与我们团聚，她的女儿为她雇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可以半躺，由天津开了一百多公里路来北京。半世纪前，她与友伴去了中共的解放区，我只身来到台湾，两人不同的命运已定。吟诵清代顾贞观《金缕曲》“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的词句，不胜烯嘘。

    一九四六年暑假，胜利复员的各大学，开始由四川、云南迁回原校。秋季上课，柳志琦也兴冲冲地离开四川家乡到了北平。她读的飞生只大学战时迁往成都华西坝。我们同班大约有十人在那里，都只差一年大学毕业。我在复员到武汉上学前，与她在北平重逢，也同游欢聚。她初次到北方，充满了好奇，古都的政治文化场面很大。柳志琦应是亲身目睹燕京大学末日的人，因是“美帝”的基督教会大学，解放之初即被断然废校，美丽的校园。著名的末名湖（多不吉祥的名字!）硬生生地变成了北京大学校园;一九五0年以后写末名湖畔大学生活回忆的是北京大学校友。我相信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没有人敢于公开怀念燕京大学和她的优雅传统。政治力量便如此断然消灭了一个共同的回忆!我那充满文学情怀的好友，在五十年激荡之后，如何回首我们分手的一九四九年?

    这一场令我一直近乡情怯的重聚啊!时时刻刻都那么宝贵，说不尽的当年趣事，唱不够的当年歌曲，苍老的声音，疲惫的记忆，努力重燃南开精神……。第二天下午分手之前，她们开始唱当年的班歌，那是我十八岁文艺青年情怀写的班歌，“梅林朝曦，西池暮蔼，数载无忧时光在南开，而今一九四三春风远，别母校何日重归来……。”

    当年在后方风起云涌的学潮，由街头游行演进成实际参与，我们班上大学后有几位也去了延安，每一位都有很长的故事吧。其中一位是傅绮珍，她从山西太原来，仍是高大爽朗，我立刻想起她在校时和我谈话响亮的笑声。上大学不久，听说她与几位友伴到延安去了。在中学时几乎看不出谁“前进”，谁“反动”，原来都是深藏不露的人啊!——这半世纪来，延安的人在中国当家，她的境遇应该是幸运的吧!（五年后曾接到她寄来南开时代的照片，有一张是她穿着解放军制服，旁边注“随军入太原城”，她信上说那不完全正确。）我充满了想间的问题，但是在十多个人团团坐的场合，确是不知怎么问这些纯属个人攸关生死（Vital）的大问题。如今在近六十年后，用忆起的热情一遍又一遍地再唱少女时的歌，这些饱经忧患的心啊……你们怎么还记得呢?我们这一代，在抗战的重庆长大，在荒郊躲警报时为《天长地久》、《葛莱齐拉》里的痴心爱情而神往，但是我们的一生，何曾有过蔚蓝的海湾?何曾有“黑发随风披散，腮际掠过帆影，倾听渔子夜歌”的可能?留在大陆的，历经政治动荡，很多尝过苦难;到台湾或到国外的，又总感到在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