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一九四三春风远
流中,如此相见,真如隔世。当一切都是“一言难尽”时,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如今一九四三春风远”时,记忆与遗忘似双股柔丝,层层绕着这一屋子白发的小友。这些当年菁英中的菁英,因为政治的断裂。
婚姻的牵绊,失去了许多正常生活的岁月,成为失落的一代,吞没在“春风远”这么简单直率的叹息乏中,无需记忆,也无法遗忘。
那一天中午,我们从邢文卫家走到巷外大街的饭馆吃饭,街名我忘了问,只记得沿街种的是杨柳或马樱花。四月正是柳絮飘飞的季节,扑头盖脸地落下,我和余瑜之在后面牵手而行,我看着前面七、八位同学的白发上和肩头洒着零零落落的柳絮,不禁忆起当年在孟志荪老师词选课上,背过苏东坡咏杨花的《水龙吟》,她说记得开头是“似花还似非花……”我们接力背诵下去,“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一池萍碎。春色三份,二份尘土,一份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站在这陌生的北京街头,白茫茫的柳絮中,人生飘零聚散之际,这铺天盖地的惆怅,是诗词也无法言说的啊!
两年后,我在台湾收到新的《四三通讯》,登着“邢文卫病逝”的消息。初看时,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把它拿近灯光再读,它是真的了,但是在悲伤之外,邢文衛变成了邢文卫,令我恼怒,似乎也助我抗拒它的真实性。到了我们这年纪。死亡原已临近,但是。我竟不知她已生病,对她无一句慰问!而她的死讯却是用这个我不认识的名字宣告。最后一次相聚人多,无法说明白各人遭遇,歌声笑语,好似都不怨尤生不逢辰的痛苦和遗憾,早已将苦杯钦尽了——那样六十年后的聚首,对于我只是印证今生果真有过的青春吧…
渐渐的,班友的通讯也停了。一九四三的春风不但远了,也永久消逝了。
四三班会之后,我去朝阳门看两度与我同学的杨静远。她在南开比我高两届,曾住同寝室。我到武大的时候她已上外文系三年级,是朱光潜老师的高徒。在乐山我曾去她家吃过年夜饭。她的父亲杨端六教授是经济系货币学专家,母亲袁昌英教授,自一九二九年由欧洲回国,即在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戏剧和莎士比亚(我曾受教两年),被称为“珞珈三杰”之一。另两位是凌叔华和苏雪林。
在这样家庭长大的杨静远,书读得扎实,思想相当有深度,天性善良、浪漫,在正常的时代,应可成为她向往的真正作家,也必然是作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一九四五年大学毕业前"她已卷入困惑着每一个大学生的政治思潮。同学中倾向共产党的自称为“前进”,称倾向保守的为“反动派”。那时,正面抗日的中央军在苦战六年之后,正陷入湖南、广西、贵州保卫战最艰苦的阶段。四川太大,一般城乡的人过着平静的日子,但是逃难来的下江人,又陷入战火逼近的恐慌中。
杨静远在二00三年出版《让庐日记》里记述她早期受吸引,觉得政府已经“彻
底腐败”,必须改组,左派同学借给她《延安一月》和《西行漫记》,使一直用功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她说,“我必须看它,我得抓住每一个认识共产党的机会。”父母苦口婆心随时劝她先读书,不要冲动卷入政党之中,“政治和恋爱很相像,相处久了,就不能脱身。”她从武大毕业后,父母全力助她去美国密西根大学英文系深造,但是她在“解放”的浪潮下,因爱情径自放弃学业,回来建设新中国。五十年后她将当年两地情书结集出版《写给恋人——1945-1948》 (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那一年我在北京看到她与恋人严国柱(武大工学院,与我大学四年同届),知她一生在爱情中是幸福的。但是她的父母所受的政治迫害,那般惨痛也许是难于释怀吧!二00二年她主编《飞回的孔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