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人。在北京站，十个人中至少有六七个是外地人。而且我也根本看不出谁是北京人谁是外地人。我问一个年轻的警察。

    他回答：“不知道。你要问我公安部在什以地方，还算问对了。文化部……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过有人会问我文化部在什么地方。”

    到底是大学生了，我的头脑比三年前灵活多了。我到车站对面的邮电局去查电话簿子。查到号码，拨通了电话，问我们共和国的最高文化机关在什么地方。

    接电话的，是传达室的人，反问我是什么人？要到文化部来干什么？口气带有很高的警惕性。

    我恭而敬之地说明我是报到的大学毕业生。

    “沙滩。”对方回答了两个字，就把电话放了。

    我买了一张北京市内交通路线图，不再问任何人，按图换车。一个半小时后，终于站在了文化部大门外。

    持枪站岗的士兵问我有何公干？我从书包里翻出学校发的介绍信给他看。

    他看了一下，还给我，说：“这不是文化部，这是《红旗》杂志社。”

    《红旗》！难怪有士兵持枪保卫。积“文革”之成见，在我心目中，它是“文化司法部”的别称。它是一个时期内代表“党中央”给文化艺术定罪的权威刊物。批《海瑞罢官》，批《燕山夜话》，批《上海的早晨》，批《红日》，它都发表过大块文章。一切文化艺术，一切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物，经它一批，不是成了“反动”的，便是成了“封建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这是一个在“文革”中专门罗织罪名，以进行“焚书坑儒事业”为己任的地方啊！不但给中国的文化艺术和文化艺术界人士定罪，还给外国的也定罪。比如就洋洋万言地批判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体系，批判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在一篇歌颂中国现代芭蕾舞的文章中，还批判过古典芭蕾舞。

    我心想，我要找的是文化部，怎么来到了这么个地方啊！虽然我不过是普通的十亿中之一蚁，即使“文革”中犯了什么文化罪，也没有被《红旗》“坑”一下的资格。但我对这个地方还是有些诚惶诚恐。

    我掉头便走。

    走了两步，忍不住转身说：“可人家告诉我文化部就在这个院里啊！”

    站岗的士兵说：“不错，就是在这个院里，就在那大楼。这个门，是‘红旗’的门，绕到前面那条街的正门，才是文化部的门。”

    我请求道：“那你就让我进去吧！”

    士兵说：“不行！各走各的门。”

    我说：“好，好，好。”

    就又绕了十分钟，绕到了正门。看到文化部的牌子，犹如孩子看到了姥姥，心中涌起一番亲情。

    “姥姥”家大门口也有持枪的士兵站岗。

    被允许进入院内，急急地就往大楼奔去。

    没想到在楼口又被一站岗的士兵横臂拦住，朝我要在大门外传达室填写的“来客登记单”。可我在院内急急走着时随手扔掉了。

    士兵说：“你找回来。”

    我见那士兵是个没法商量的人，无可奈何，只得返身慢慢地边走边找。院里有两个人站住，好奇地瞅着我，大概以为我丢了钱包或什么贵重的东西。

    还找到了。怕受到士兵的斥责，认认真真地用手抚平展了，才敢持着重新入楼。

    终于进入楼内，先前那种孩子见到了姥姥般的亲情，一扫而光。院门楼口，双重警卫，不算“戒备森严”，也可谓“步步设防”了。我怀疑自己来到的不是文化部，而是什么兵种的司令部。

    上楼时，就一级级走的很稳重，怕毫无精神准备之下，又从哪里冷不防闪出一个士兵，被拦住盘查。

    还好，也就两重岗而已。

    走上文化部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