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楼，碰到一位五十余岁的男同志，问他“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在哪一房间。

    答曰：“还没成立啊！”

    我着急了，一时怔怔地竟不知说什么好，汗也顿时淌了下来。

    他见我急成那样，说：“有一个人可能将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替你去问问。”

    我便站在走廊等候。

    一会儿，那男同志引来了一位年近四十的女同志。她问我：“你是来报到的？”

    我说：“是。”

    又问：“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说：“复旦。”再次翻出介绍信递给她。

    她看了看，说：“你报到得太早了啊！还有半个多月呢！昨天才让我负责这项工作，我一点都没头绪呢，你十天后再来吧！”

    我急忙说：“那可不行，这十天我住哪儿啊？”她问：“你家在哪儿啊？”

    我说：“哈尔滨。”

    她说：“那你就回哈尔滨嘛，晚来报到几天也没什么的。”

    回哈尔滨——我衣兜里只剩下十来元钱了，不够买火车票的。

    我不好意思言明，只说：“反正我是不能回哈尔滨的。要能，我就不在北京下车了。”

    她听了我的话，以为我有什么特殊的隐衷，又问：“北京没有亲戚？”

    我摇头道：“没有。”

    再问：“也没有同学。”

    我摇头道：“没有。”

    继续问：“一个熟悉的人也没有？”

    我说：“有几个当年在北大荒同连队的北京知青。”她似乎替我解了一大愁，说：“这就好啦！住他们家吧。三天后你来找我。不能再提前了。我这已经算照顾你了！……”

    还说什么呢？不能再说什么了。我表示了十二分的谢意，心情沮丧地离开了文化部。

    四点多了，我不知该向哪里去？头脑里倏然想到一个人——黄宗江。

    便决定去找他。

    那时我还不认识黄宗江老师，但已认识了黄宗英老师。在上海读书三年，我觉得最荣幸的事，便是认识了两个我极尊敬的人：一个是黄宗英老师，一个是茹志鹃老师。每每想到她们，心中便怀着感激。

    我认识她们，说来也算“机遇”。

    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召开了一次全市文艺工作者的大会，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多少多少周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出席了一名教师，两名学生。我是其中之一，参加小说组讨论，担任记录员。如果我没记错，茹志鹃老师，好像担任副组长。小说组还有巴金老、师佗、任干……共十几人。

    巴老那年身体尚健，行走时步子也很稳。给我的印象是不多言词，平易近人，说话很慢，仿佛句句都须经过思考。虽然“文革”中遭受摧残，名誉还未得到公开恢复和平反，但毫不自轻。从那张“思想者”型的脸上，不难看出内心的刚强自尊。会议开了五天，我们常在一张桌上吃饭。我没与他交谈过。因为过于敬重这矮小而又难以压垮的老人。但吃饭时，常替他盛饭，或主动将他夹不到的菜盘往他面前递一下。茹志鹃老师发言不多。身为讨论主持者不得不“请求”别人发言。我看得出她把那“差事”当成一种罪受。读过《百合花》的人，都说茹志鹃老师该是个清秀女性。似乎不应像她本人身材那么高，手那么大，还吸烟。似乎她写《百合花》时，不是个百合花般的女性就不太对劲。而且还有的说她的名字也是那样的文雅。

    我没见到她之前，想象中这位使我崇敬的女作家，也不是她本人那个样子。但见到她之后，又觉得她就该是那个样子。觉得吸烟对她来说是一种特殊的风度。她那双男人般的大手，就是该写出《百合花》的手。如果她那双手小巧，倒是有点不像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