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的手了。

    我基本上没发言。都是长者，都是令我崇敬的人。我不愿说，只想听。

    但是有一天开全会，《朝霞》编辑部的一位代表发言，竟说什么“像《百合花》这样的小说，思想情调毕竟是不健康的，毕竟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学工作者们应自觉地努力地加以克服……”云云。

    这使我很恼火。《百合花》是我在中学时代就非常喜爱的小说。对一个我喜爱的人，或一篇我喜爱的作品，我容不得别人在大庭广众面前贬低。于是下午继续讨论时，我便措词激烈地发了一次言。那只不过是一种感情式的发言，没有谈出什么有逻辑的理论。当时我也谈不出什么理论。那次发言之前，我与茹志鹃老师虽然一块儿开了几天会，同桌吃了几次饭，但也并未说过话。我对自己所尊敬的人，只愿将尊敬放在心里，不愿溢于言表。

    我发言时，茹志鹃老师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神态有些惊讶，有些意外，似乎还有几分担心。兴许怕我说得“走了火”，说出什么不妥的话来。

    我没“走火”。

    记得我说：我们无产阶级所谓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认为实实在在是人类非常富有诗意的情调。我们的生活中如果缺少了这种情调，那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愿我们的生活中多一些这样的情调。我们的文学中多一些这样的情调……

    迄今为止，我认为自己说过而且说得挺好的话，实在不多。这番话便算是。所以我未忘。

    我发言后，众人沉默良久。没人支持我，也没人反对我。大家继而发言，都与这话题无关。

    接着又开了一天半会。茹志鹃老师仍未与我说话。我也仍未与她说话。

    直至散会，她交给我一页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她家的地址，真诚地对我说：“有空儿到我家来玩吧，我这人挺随便，绝不会使你感到拘束的。而且我也喜欢接近年轻人。”

    我共去过她家两次。

    第一次是毕业前，带了两位同学，与她交谈了近一个半小时。她对我们很坦率，谈了许多与当时仍很“革命”的文艺理论相左的文艺观。

    交谈中间，她忽然说：“我把我女儿叫下来和你们认识一下吧，她也喜爱文学。”

    就是在那一天，我认识了王安忆。当时安忆还在徐州地区文工团，个子起码比现在矮半头，皮肤晒得很黑，披散着并不浓密的头发，穿一条上海人常在家中穿的睡裤，趿拖鞋。茹志鹃老师对安忆说：“他们称我老师，按理说你也该称他们老师，因为他们都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安忆并不称我们“老师”，也没打量我们，似乎是为了遵从母命，才不得不坐在我们对面，手中还拿着一本什么书。茹志鹃老师又说：“你们都是年轻人，今后都有志于文学，你们之间应该有更多共同的话题。”

    安忆仍不作声。

    我记不得自己对她提了一个什么问题，她才显然是出于礼貌不得不回答。怎样回答的，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她说话极快，标点符号不分明。给我的印象是，她急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可她头脑中的思想又是多层次的，内涵广泛的，是只适于用笔而不适于用话表达的。另一个印象是，她从内心里不大瞧得起我们这三个工农兵学员。

    她说完，也纯粹是出于礼貌，陪坐了几分钟，便起身上楼去了。

    茹志鹃老师连忙对我们解释：“安忆的性格就这样，你们别见怪。”

    我们起身告辞时，茹志鹃老师对我说：“晓声你先留步，我还有话跟你讲。”

    我便留了下来。

    她说：“《朝霞》就要取消了，《上海文学》就要恢复了。你毕业后，如果愿意留在上海，我可以替你向学校争取。”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