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当例外。其实呢，普通人之间，也应善于原谅善于宽容。记仇是非常不好的心理。意味着有机会必将实行报复。前一时期“清查三种人”，有些人就翻老账，谁谁谁“文革”中打了我一耳光，踢了我一脚，或者贴过我一张大字报，恨不得就将对方推入“三种人”的圈子里而后快。干嘛呀！“文革”都过去快十年了！要记一辈子呀？十七年前，十七八岁时，骂了你一句“狗东西”，往你头上戴过一次高帽，便没完没了，何报复之心若此呢？我们党的干部如果都这等小肚鸡肠的，我看民心就要失尽了！幸亏我们的邓副主席是宽宏大量的，不曾下一道什么指示，“清查”一下在“批邓运动”中，十亿中国人个个表现如何？真若这样搞，岂不是举国上下又搞个“鸡鸣狗跳墙”么？简短地说，毕业时，我到宗英老师家面别。

    宗英老师主动问我：“在北京有什么亲戚没有？”我说：“没有。”

    又问：“有什么熟人朋友么？”

    我说：“没有。”

    宗英老师道：“那你去北京，人生地不熟，可是够孤单的。遇到什么困难，连个帮你解决难处的人都没有。这样吧，我告诉你我两位哥哥黄宗江和黄宗洛的住址，有了困难你就去找他们。”便写下了两个地址交给我。

    我说：“不得有您一封信才妥么？”

    她正匆匆地欲出门，说：“有没有信都不妨。你就对他们说，是我的学生！”

    我就是按照宗英老师写给我的地址，找到了黄宗江老师家。我的本意是，找个借宿之所，我想八一电影制片厂大编剧家，安排一位客人住一宿，大概总是不成问题的。

    不料宗江老师家的居住条件，实实出我意外。在杂院深处，好像只有两间屋。厨房是后接的，阳光也不充足。我便未谈“借宿”的话，只说是礼节性的拜访。

    宗江老师听我自称是宗英老师的“学生”，放下了正在进行的写作，让我坐沙发上，他自己坐一把藤椅上，面对面与我交谈。

    他问我何以成了宗英老师的“学生”？

    我实告之。

    他说：“原来如此，这个黄宗英，好为人师！”他又问我可有宗英老师的信？

    我说无有。

    他大摇其头，道：“你看她，你看她，既是自己的学生么，却又不让你带封信给我！我要怀疑你是一个小骗子，拒之门外，你今后成名了，岂不要对我耿耿于怀么？”我说：“您不是已经将我当成客人了么？”

    他笑道：“这是因为我相信我的目光啊！你一身的学生味，毫无骗子行迹！”

    说得我也笑了起来。

    我见阿姨摆好了桌子，便起身告辞。

    他不放我走，说：“你这小青年太岂有此理了！你是我妹妹的学生，第一次到我家里来，又赶上了吃饭的时候，不留下吃这顿饭，怎么讲也都是我的不是了！”

    我只得留下。

    一会儿，阮若珊老师回来了，他们的小女儿也回来了。加上阿姨，我们五个人，开始吃饭，宗江老师那天似乎特别高兴，为我开了一瓶什么名酒。我沾酒便醉，盛意难却，抿了小小两口，脸便彤红。

    他们的小女儿瞅着我直抿嘴笑，使我大大发窘。吃罢饭，天已黑。我要走，宗江老师怕我果真是醉了，让我吃一个梨，喝杯茶再走。

    喝茶时，他问我住什么地方。

    我撒谎搪塞过去了。

    他又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衣兜里只剩十来元钱了，想向他借二十元钱，但羞于开口。

    他一直送我至锣鼓巷公共汽车站。

    那一夜我是在火车站度过的。

    至今我到北京已经整整八年了。我到北京去的第一家是宗江老师家，第一顿饭是在宗江老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