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不”字改成“很”字。照量了几下，觉得笔划实在是不好改，悻悻作罢。

    没有什么“黑材料”，“红”得还可以，令我不但觉着扫兴，甚至觉着有几分遗憾了。要是有点什么“黑材料”，不妄我作这番手脚。

    拆开的档案袋撇在没油漆过的写字台上，索然地睡了。

    从此我对装在自己档案袋里的“第二灵魂”不再产生任何好奇，也不再发生任何兴趣。让它在档案袋里安息吧！

    倒是与我肉体同在的灵魂，因为自己的某些行为，某些没有变成行为的欲念，某些没有变成欲念的意识，某些连意识也没有变成的朦胧的不良的冲动，而时常感到羞愧。这个灵魂可是永不安息。

    我第二次到北影。

    接待过我的那人不在，另一位我未见过的女同志说那人生病了，十几天内不会上班。我问我的工作定下来没有。她说不了解这件事。

    我又动肝火了，虎虎地问，“你们厂长在哪儿？我要见他！”

    她淡淡地说：“你见不着他。在国外访问呢！”问：“那你们党委书记在哪儿？”

    说：“不能告诉你。在开会。”

    我瞪起眼道：“你不告诉我，误了我的分配大事我跟你没完！”

    她见我来者不善，改换了一种比较客气的口吻说：“我告诉你也没用啊。他在二楼会议室，正开会，能接待你么？”

    我也不跟她罗嗦，转身就走。蹬蹬蹬下了一层楼，找到会议室，按捺住肝火敲门。

    一个人将门开条缝，探出头说了句：“开会呢！”又欲将门关上。

    我的肝火终于按捺不住，一脚踹开门，气势汹汹闯将进去。

    十几人都愣愣地瞧我。

    我怒目环视他们，大吼：“哪个是党委书记？！”一时无人作声，面面相觑。

    我将嗓门提得更高：“哪个是党委书记？！”

    一个黄瘦脸上布满皱纹的六十多岁的人，用嘎哑的带有湖南口音的语调颇不安地问：“你找他什么事？”我从书包里掏出档案袋（来时封上的，胶水还没干），当着他们的面，像撕信封一样撕开了封口，抽出我那几页“灵魂”，往一张茶几上使劲一摔，厉声道：“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由文化部分到北影的，可是过了三天，来了两次，竟然连个具体的答复都得不到！我在北京举目无亲，身上的钱已花光，连个栖身之处都没有。你们如此对待一个与‘四人帮’作过斗争的大学毕业生，如此对待大学生分配工作，太不像话了吧？你们心目中还有没有文化部？！难道你们北影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领导之下？！你们不想要我，就干脆说明，也算一种答复！偌大个北京，文化艺术单位多着呢！我不是到你们北影乞求临时工作的盲流！……”我这一番即兴演说，振振有词，效果颇佳。

    就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志很客气地说：“你先别生气，坐下谈，坐下谈。”说着从茶几上拿起我那份档案看起来。看了一会儿，望着其他人又说：“是同‘四人帮’作过斗争。”白纸黑字，那还有假！

    入厂后我才知道，她是北影政治部主任。也是当时北影的“清查小组”负责人，文化部“清查办公室”成员之一。一个与她年龄不相上下，黑红脸微胖的男同志说：“我看一下档案。”

    她就将档案送给了他。

    他看了一会儿，对那个黄瘦脸的人说，“我们编辑部要他了。”

    他是我入厂后的第一任编辑部主任。

    黄瘦脸连连点头，“同意，同意。”

    他便是党委书记。过后我才知道，开的是敦促他“说清楚”的会。在座的都是党委委员，难怪他那么无精打采的。我主演的这出“春草闯堂”正赶在了锣鼓点上。我毕业鉴定中“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