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了！”“这个电视剧本某某领导同志非常欣赏。”

    “这篇小说某某领导希望发表并配合评论。”

    文学艺术的圈子里，也真真有些俗不可耐之人。

    某某领导“看过了”，“给予肯定”了又怎样？某某领导“非常欣赏”又怎样？

    某某领导的“希望”便一定要“照办”么？

    某某领导究竟是“领导”，还是文学艺术工作者？

    你是市长，我是公民，公民该尽哪些公民义务，我听你的。

    我是编辑，你是市长，市长写电影剧本，或写小说，写诗，写话剧什么的，对不起，你听我的。

    这才对劲。

    否则，大不对劲。

    这叫“社会分工不同”，应该彼此尊重彼此的分工。也是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原则之一。

    一九七九年春，全国第四次高等教育会议在北京西苑召开。各新闻和文艺单位派代表列席参加。

    我作为北影厂代表，参加了华南大组学习讨论。

    会议最初几天，讨论内容是肃清“四人帮”极左教育路线的流毒，发言踊跃热烈。

    “工农兵学员”——这建国三十年来“高教”大树上结下的“异果”，令每一位代表当时都难以为它说半句好话。而每一位发言者，无论从什么角度什么命题开始，最终都归结到对“工农兵学员”的评价方面。不，似乎不存在评价问题——它处于被缺席审判的地位。如果当时有另外一个“工农兵学员”在场的话，他或她也许会逃走，再没有勇气进入会议室。

    我有意在每次开会前先于别人进入会议室，坐在了更准确说是隐蔽在一排长沙发后不易被人发现的角落。我负有向编辑部传达会议情况和信息的使命。我必须记录代表们的发言。

    我是多么后悔我接受了这样一个使命啊！然而我没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领导改换他人参加会议。

    第三天下午，还有半个钟点散会，讨论气氛沉闷了。几乎每个人都至少发过两次言了。

    主持讨论者时间观念很强，不想提前宣布散会，也不想让半个钟点在沉闷中流逝。他用目光扫视着大家，企图鼓励什么人作短暂发言。

    他的目光扫视到了我。我偏偏在那时偶然抬起了头。于是我品质中卑俗的部分，一瞬间笼罩了我的心灵，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怜的角色。

    “你怎么不发言啊？也谈谈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

    多数人仿佛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纷纷向我投来猜测的目光。

    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尴尬。

    坐在我前面的人，都转过身瞧着我，分明都没想到沙发后还隐藏着我这么个人。

    我讷讷地说：“我……我不是工农兵学员……”几乎是不由自主的这么说了。

    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讨论三天来说的第一句话，当着许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说的第一句话，当着华南大组全体代表说的第一句话。

    谎话，是语言的恶性裂变现象。说一颗纽扣是一颗钻石，并欲使众人相信，就得编出一个专门经营此种“钻石”的珠宝店的牌号，就得进一步编出珠宝店所在的街道和老板或经理的姓名……

    我说，我是电影学院导演系“·文·革”·前的毕业生。我说，某某著名电影导演曾是我的老师。

    我说，如果不发生“十年动乱”，我也许拍出至少两部影片了……

    为了使代表们不怀疑，我给自己长了五岁。

    散会后，许多人对我点头微笑。“·文·革”·前的毕业生，无论毕业于文、理、工学院，还是毕业于什么艺术院校，代表们都认为是·他·们·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