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有同志要求我去给中央党校研究生班讲点有关文学的什么。本不愿去。到中央党校，我算个人物么？配去讲么？但那诚意实很难却。断然拒绝，又未免显得过于“高傲”。拖了几次，终拖不过。便去了。便讲了。结果就生出是非来，有人写信至某中央领导同志，说是梁晓声大谈自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且永远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查查这个梁晓声平时表现如何？查查是谁“请”他到党校去的？果有其事，要严肃处理。于是就有调查人员到中央党校去调查。

    安有其事？！

    我们的党毕竟正在恢复着实事求是的作风。调查结果——“梁晓声的讲话基本上还是进步的”。一个非党作家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基本上”是“进步”的，也就可以了吧？如今谁敢说自己的话句句都正确无比？

    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保护了我。

    人生易老天难老。

    屈指算来，我成为北京公民已经九个年头了。

    九年内，我们的共和国热热闹闹地发生了许多重大变革。我们北影厂的大门，架上了民族风格的牌楼。我由二十八岁而三十六岁。跻身于热热闹闹的文坛，离群索居，苦心经营地“爬格子”，同时往自己的瘦脸上刻皱纹。

    今天，我在离首都四十多公里的昌平县境内一座园林招待所里写下这篇散记的最后文字，这地方叫“红泥沟”，附近有个小村叫“虎峪村”。

    时已入冬。西北风从大山深处窜出来，猛烈地呼啸着，嘶嚎着，从树枝上往下掠着枯叶。整个招待所大院里，算服务员在内，只五六人，几排空房，门扉作响，仿佛闹鬼。还没来暖气，我的房间冻手冻脚，呼气可见。桌上，几枝月季，插于瓶内，蓓蕾维持着最后的生命力。是我白天剪下来的，不忍它们于寒冷过后，落红满地。

    稿纸旁放着一封无落款地址的匿名信——编辑部转来的，刚刚读罢。

    信中说：“梁晓声，你小心点！像《溃疡》那类狗屁小说，奉劝你今后少写！用小说和我们对着干，没你什么好结果！有朝一日看我们如何整治你！……”

    充满威胁的一封信。

    倒不怕。就是有点冷。

    冷也还是要写下去。

    我们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他们，是否也沿用一颗子弹夹在信中，向一个作家挑战？

    好吧，我就应战！

    手在抖，心在寒。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愤怒……北京，北京，我在心中呼唤着你，像呼唤母亲一样。我多想依偎在你的怀中，暖暖我的身子，暖暖我的心！同时，让我倾听母亲的心脏——是在怎样有力而安稳地跳动着。母亲心脏的动音，对我——是一支摇篮曲。

    也是我们时代的沉重的鼓音。

    我仿佛倾听到了，沉重，然而多么有力！

    母亲，母亲，我爱你！

    我们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