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的最后时间开始谈情说爱。没什么政治的事儿可作了，对一个二十七八的，其貌不扬的，毫无女性魅力的大姑娘来说，赶紧抓住一个可以做得丈夫的男人，就“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了。

    每晚有比我们低一届的一个部队学生陪着她，与比我们高一届的一个留校生在校园里兜圈子。据说那部队女学生是“红娘”。逢熟人“红娘”便“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我们谈工作”。

    我在校园里碰见过他们几次。Ｃ总是将脸扭向别处，装未见我。

    我知这不是害羞。害羞的本能使女性可爱。在这一点上Ｃ挺不幸的。她避我另有缘故。她曾向我们专业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同学求爱。而对方又爱着新闻系一位女同学。她明知却又“锲而不舍”。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按理说作罢算了。她不。她以创作专业支部副书记名义，到哲学系去“调查”人家的“不正常关系”。从法律的角度讲，这属于“刺探”别人的隐私，非法活动。假专业党支部名义而行之，更是做得太过分了。她还不作罢。还要在专业的各种会上大讲特讲“上大学时期谈情说爱，对不起送我们上大学的人民”一类话……那位新闻系的女同学有次当众大骂了她一通，于是她的所作所为彻底败露。女人天生是女人的对手。那一次她真是大现其眼。有这个前因，她碰到我自然要将脸扭向别处。这绝不是害羞。套用句京剧道白，是——“叫奴的脸儿往哪搁？”不过我倒因此同情她则个了。那也算正经地该恋爱么？跟着个女“陪同”，像跟着个寸步不离的女保镖似的。碰上熟人还要来一句：“我们谈工作。”仿佛三个中央委员在一起似的，真真大杀风景！也太没诗意。没半点诗意，那爱还值得一谈么？天可怜见的！

    有人也邀我谈心，是专业的一个部队学员。我对他一向极好。除了小莫，视他为第二知己。他年龄比我小三岁，我拿他当弟弟对待。

    我们从宿舍楼走至校门口，在毛主席塑像背后站住了。他忽然说：“大梁，有件事我对你挺内疚。”

    “你？……什么事？……”我诧然。

    他说：“你肯定已知道，装不知道。”

    我说：“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他说：“Ｖ给你打电话，我在场。我还接过电话与你开了几句玩笑，你怎么能没听出？……”原来如此！我始终想不起那个“第三者”，竟是我这位“第二知己”！我又怎么能想到是他？几次电话里那声音使我想到了是他，我都将他从苦苦的追忆中排除了。我连问都不曾问过他。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作证？”我觉得他变得那样陌生。

    毛主席塑像的阴影里，他脸上浮现出一种令我感到吃惊的纯粹概念化的笑。

    他说：“你了解的，我这个人，不愿与任何人发生矛盾。我的处世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愿卷到什么矛盾之中。所以……所以我要向你当面解释一下……”

    我呆呆地看了他片刻，猛转身撇下他走了。直到毕业离校，我再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他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不是可恨，而是实实在在的可怕……

    毕业证书领了。火车票也订了。再过三天，我就要离开上海了。却总觉得有什么萦绕着我的心。仿佛我人离开了，心也会留下一半似的。我竟弄不明白自己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失落魄魂般的情愫。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萦绕着我的心。第二天，有人喊我接电话。

    我抓起话筒问：“谁？”暗想没什么人会给我打电话的。

    “我……”一个姑娘的声音，低低的，语调柔婉。

    那一时刻我觉得自己定住了。不能动，也不能发音。我听出她是谁了。

    我明白究竟是什么萦绕着我的心了。

    我明白我那种失魂落魄般的情愫究竟因何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