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中国作家来自福建：严复，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及赫胥黎的翻译者；林纾，司各德、狄更斯的翻译者，关于他，我在上文已曾提及；以及辜鸿铭（请看下文）。——作者自注。都花在喝茶及看报纸上。我对自己说，这个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一省的首长，结果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常想彻底地知道这种不说话的神秘，与闭嘴魔术和升官主义的关系。而我所得的结论是：一个兵把他的血贡献给国家，但永不放弃他的荣誉；一个真正成功的官吏为他的国家放弃他的荣誉，但永不奉献他的血。一个兵的责任是只去做及去死，一个好政治家的责任是只去做而永不谈及它。他所做的只是爱他的国家。

    我短暂的神学研究曾动摇我对教条的信仰。有一位教授想用如果这里有A及B，则二者之间必有一条联系线C，来说服我相信圣灵在神学上的必要。这种经院派一法的傲慢和精神的独断，伤害我的良心。这些教条产自迂腐的心，处理灵性的事情像处理物质的事情一样，而甚至把上帝的公正和人的公正相提并论。那些神学家这么自信，他们想他们的结论会被接受成为最后的，盖上了印装入箱子保留至永恒。我当然反抗。这些教条中有许多是不相关的，且掩蔽了基督的真理。按典章编成的次序而论，保罗比彼得知道得多，而第四世纪的教父比保罗知道得多。按他们真言的比较而论，耶稣知道得最少。

    我已失去对信仰的确信，但仍固执地抓住对上帝父性的信仰。圣诞节在清华大学主领主日学班时，那颗大星怎样准确地把三位东方博士领导到马槽所在的那条街，这种想象对我已经有很大的困难。我只能在桑塔亚那的感觉中，欣赏天使们夜半歌声的象征美。圣诞老人是失去了魅力的神话，但仍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虽然如此，但在我自己切断和基督教会的连系之前，还必须遭遇某些事。

    在北京，我和两位有一流才智的人接触。他们给了我难以磨灭的影响，对我未来的发展有不同的贡献。其一是代表一九一七年中国文化复兴的胡适博士。文化复兴，和其他较重要的事，严格说来就是反儒学。胡适博士，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在纽约放出第一炮，这一炮，完全改变了我们这一代的中国思想及中国文学的趋势。这是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路标，提倡以国语取代文言，以国语作为文学表现的正常媒介。同时，北京大学有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教授陈独秀，编辑《新青年》。胡适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博得全国的喝彩。我和他在清华大学相会，这是像触电般的经验。对于这个运动的整个进步，我直觉地同情。同代的中国大学者，梁启超、蔡元培，及林长民，都参加了这个运动。然后保罗·门罗、约翰·杜威，在我出国留学之前，又来北京大学访问。（我一九二三年从德国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毛泽东在那里当图书馆管理员——但没有人注意他，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

    总之，文化复兴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过去所作的一种全面的决裂。一方面军阀们在交兵，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为向他们自身挑战及斗争的紧张情绪所支配。北京是充满活力的。林纾，那位我姐姐曾读过他的作品的伟大翻译者，那时也在北京大学，谴责白话为quot;引车卖浆者的语言quot;。哪里有斗争哪里便有活力，便有思想及研究的推动，有为它而战或为它而反抗的主义。年轻的中国彻底的被震动。共产主义者陈独秀继续谴责儒家的整套系统，特别反对祭孔及寡妇守节。而胡适，一个典型的理性主义者，以科学考据为依准，其实较为温和，写出来的文章像一位学者。陈独秀谴责迷信，如扶乩。当然，《新青年》能轻易地做反对缠足的努力，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民国的时代，所以这种努力有点儿像马后炮。一个热心的学生写着：quot;我们大家都要背起所有中国女人的小脚（的责任）在我们的肩头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