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一些部队指挥员，尤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第3军团司令彭德怀很早就与李德发生了争执，第1军团政委聂荣臻与彭的态度非常相似，而第1军团军团长林彪的态度却比较暧昧，他请教李德，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因此后来有人指责他有时显得有点溜须拍马。

    像刘伯承这样的指挥员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他公开对李德提出质疑，有时是遇到一些小事情——如有一次，李德在战场上打了刘部队里的人，还撤了那个人的职——两人都有争执。

    有时是遇到更严肃的事情，例如，有一天李德大骂总参谋长刘伯承，指责他在战场上指挥不力。李德责问说：“你怎么可能在伏龙芝学习过？在我看来，你不过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参谋人员，你白白浪费了在苏联的时间。”翻译伍修权并没有把这些骂人的话都翻译过去，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设法缓和关系。但是刘伯承完全听懂了。他与李德一样，也在莫斯科伏龙芝学院学习过，他的俄文水平高，是一位坚定而带点学究气的将军。

    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下，红军伤亡不断增多，每次战役都要损失2000—3000人，一个又一个县落入到敌人手中，引起了许多指挥员的抱怨。在毛泽东指挥的时候，情况并非如此。周恩来曾告诉埃得加·斯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损失了6万人。过去从没发生过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是1934年4月11日—28日的广昌战役，4000人阵亡，2万人受伤。这是红军遭受到的最惨重打击。这就为蒋介石迟早占领仅有50英里之遥的瑞金扫清了道路。事实上，战斗尚未结束，红军的前线指挥部就已经转移到了瑞金。

    彭德怀的第3军团在战场上总是首当其冲，彭对这种打法颇为恼火。李德和博古来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时，彭痛心地报告说：战斗的第一天就损失了1000人，派去守卫“永久性”碉堡的一个营全部牺牲。这个碉堡群是根据李德的命令修筑的，国民党飞机、大炮的轰炸把阵地夷为平地，而红军既无飞机也无大炮。彭指出，这个仗不能这样硬打。

    当天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李德说彭应该发动反击，彭反问他军队没有子弹怎么反击？彭激动得几乎喊起来，说李德的命令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即在李德指挥期间）红军没有打过一场好仗！他继续高声喊道：

    “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

    彭德怀接着说：“多亏红军战士觉悟高，否则第1、第3军团早就被全军消灭了。”彭喊道：“你的计划造成了大量的牺牲，难道你的良心不感到责备吗？你就不心痛吗？”彭德怀把李德比作“崽卖爷田”那样不感到心痛的人。翻译伍修权把彭的话翻译了过去，但是他听不懂子孙卖地的故事。杨尚昆将军解释说，这是湖南人的说法，彭总是以此批评李德随随便便牺牲红军战士的生命。

    李德当时并没有发火，这使彭感到惊异，原来伍修权在翻译时缓和了他的措辞，他请杨尚昆将军再给翻译一遍，这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李德听明白了，李德开始咒骂他，说他是“封建脑袋”。彭德怀也不客气地回敬了他，然后收拾起自己的背包，准备被调回瑞金，撤去指挥官的职务，被审讯，判刑，准备丢掉党籍，甚至枪毙。他回忆说：“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什么都不在乎。”使他惊讶的是，居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李德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人。

    由于王明路线，使毛泽东等人受到了排挤，博古就是在这时被指派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那时他才二十四五岁，论资历，论水平他都无法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相比。历史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王明远在苏联，他是想在中国找到自己的一个化身，就这样，博古被推到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