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博古自己来说，获得如此高的权力，使他感到既紧张又兴奋。他自己也清楚，无论是能力还是资历都还欠着火候。当历史把自己推到这样的舞台上，他便想方设法扮演好这个角色。

    十几万红军命运的决策权，一下子落到了他的手中，他自己有时也感到惶惑不安，在最高“三人团”中，他不能不倚重李德和周恩来。马列的书他不知研究多少遍了，军事上他却几乎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就是作战理论也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经过短期集训，这种纸上谈兵的短训，对他领导十几万红军破除蒋介石几十万到百万大军的“围剿”毫无用处。而李德头头是道的军事理论，还有李德那不同寻常的身份，使他很快对李德言听计从，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国际共产组织派来的军事顾问，掌握起了红军命运的重任。在最高“三人团”中，就是周恩来有不同意见，也是二票对一票的局面，所以说周恩来除执行命令，做一些具体工作外，在决策上很难有所作为。而中国毕竟不是德国，更不是苏联，李德那一套街垒作战经验和城市革命的经验，在苏区就显得弱不禁风了。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最后西征初期的失利也就不足为怪了。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里，是这样介绍博古的：

    博古是我遇见过最有风度、有趣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也是政治局最年轻的成员。他个子较高，身材瘦长。确实，他总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爱神经质的哈哈大笑，他的牙齿前突，眼睛外鼓，特别是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眼球好像向外突出。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尔爵士称他是“怪人”。他喜欢打网球，打扑克，他总是理着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他头脑反应很快也许比周恩来还要敏锐……

    1926年12月，博古一行60多人从海参崴登上了去莫斯科的列车。列车穿越西伯利亚时，到处是白茫茫的草原和树林，到处是严寒和冰雪。那时他的心里是热的，他一想起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他就想大喊大叫几句什么，最后他们一行人，凭着自己的毅力，战胜了严寒和饥饿，终于来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

    当时，中山大学的教授多数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长卡尔·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派的拥护者。博古认为拉狄克是一位了不起的校长，博古一行人到校后，正值拉狄克讲中国革命运动史的课，他首次从拉狄克的嘴里听到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的无能。后来拉狄克卷入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权力斗争的漩涡中，使拉狄克丢掉了校长职务。原来的副校长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时的米夫才26岁。

    在米夫担任校长期间，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他把托洛茨基派的教授免职，博古的热情奔放很快赢得了米夫的喜爱。王明也赢得了米夫的器重。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米夫便偕同器重的学生王明参加了会议，直到8月才回到苏联。

    米夫参加中共五大，在中国停留三个月后，便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同时得到了斯大林的重用，便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并委托他筹备中共六大。

    五大，陈独秀一伙便把毛泽东排斥在大会以外，陈独秀当选为书记。那时，毛泽东那一套办法根本没有人承认，博古更是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只不过是像李自成一样的农民起义领袖而已。这些留苏的中国学生，强烈地受着俄国革命胜利的影响，国际组织又左右着苏区的政治和军事。这些留苏学生无一例外地回到苏区后都被委以重任，后来把毛泽东排斥在外也就不足为奇了。

    博古瞧不起毛泽东那一套，他推崇的却是李德对俄国革命胜利经验的照搬。

    于是，便有了红军第五次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