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用最好的木头刻。这份工作和材料都是送的，孩子，坚强呵！”

    老先生粗糙有力的手重重的握着我的两肩，他的眼里有泪光在闪烁。

    “要付钱的，可是一样的感谢您。”

    我不自觉的向他弯下腰去，我只是哭不出来。

    那些日子，夜间总是跟着父母亲在家里度过，不断的有朋友们来探望我，我说着西班牙话，父母便退到卧室里去。窗外的海，白日里平静无波，在夜间一轮明月的照耀下，将这拿走荷西生命的海洋爱抚得更是温柔。

    父亲、母亲与我，在分别了十二年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便是那样的度过了。

    讲好那天是早晨十点钟去拿十字架和木栅栏的，出门时没见到母亲。父亲好似没有吃早饭，厨房里清清冷冷的，他背着我站在阳台上，所能见到的，也只是那逃也逃不掉的海洋。

    “爹爹，我出去了。”我在他身后低低的说。

    “要不要陪你去？今天去做哪些事情？爹爹姆妈语言不通，什么忙也帮不上你。”

    听见父亲那么痛惜的话，我几乎想请他跟我一起出门，虽然他的确是不能说西班牙话，可是如果我要他陪，他心里会好过得多。

    “哪里，是我对不起你们，发生这样的事情……”话再也说不下去了，我开了门便很快的走了。

    不敢告诉父亲说我不请工人自己要去做坟的事，怕他拚了命也要跟着我同去。

    要一个人去搬那个对我来说还是太重的十字架和木栅栏，要用手指再一次去挖那片埋着荷西的黄土，喜欢自己去筑他永久的寝园，甘心自己用手，用大石块，去挖，去钉，去围，替荷西做这世上最后的一件事情。

    那天的风特别的大，拍散在车道旁边堤防上的浪花飞溅得好似天高。

    我缓缓的开着车子，堤防对面的人行道上也沾满了风吹过去的海水，突然，在那一排排被海风蚀剥得几乎成了骨灰色的老木房子前面，我看见了在风里，水雾里，踽踽独行的母亲。

    那时人行道上除了母亲之外空无人迹，天气不好，熟路的人不会走这条堤防边的大道。

    母亲腋下紧紧的夹着她的皮包，双手重沉沉的各提了两个很大的超级市场的口袋，那些东西是这么的重，使得母亲快蹲下去了般的弯着小腿在慢慢一步又一步的拖着。

    她的头发在大风里翻飞着，有时候吹上来盖住了她的眼睛，可是她手上有那么多的东西，几乎没有一点法子拂去她脸上的乱发。

    眼前孤伶伶在走着的妇人会是我的母亲吗？会是那个在不久以前还穿着大红衬衫跟着荷西与我像孩子似的采野果子的妈妈？是那个同样的妈妈？为什么她变了，为什么这明明是她又实在不是她了？

    这个憔悴而沉默妇人的身体，不必说一句话，便河也似的奔流出来了她自己的灵魂，在她的里面，多么深的悲伤，委屈，顺命和眼泪像一本摊开的故事书，向人诉说了个明明白白。

    可是她手里牢牢的提着她的那几个大口袋，怎么样的打击好似也提得动它们，不会放下来。

    我赶快停了车向她跑过去：“姆妈，你去哪里了，怎么不叫我。”

    “去买菜啊！”母亲没事似的回答着。

    “我拿着超级市场的空口袋，走到差不多觉得要到了的地方，就指着口袋上的字问人，自然有人会拉着我的手带我到菜场门口，回来自己就可以了，以前荷西跟你不是开车送过我好多次吗？”母亲仍然和蔼的说着。

    想到母亲是在台北住了半生也还弄不清街道的人，现在居然一个人在异乡异地拿着口袋到处打手势问人菜场的路，回公寓又不晓得走小街，任凭堤防上的浪花飞溅着她，我看见她的样子，自责得恨不能自己死去。

    荷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