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气上，都是极温和的。

    如果当时老师明白的叫我停课，我亦是没有一句话的。毕竟已经拖累人家那么多日子了。

    那时候，我们是一周上两次课，同学不多，有时全来，有时只有我一个。

    别人是下课了匆匆忙忙赶来画室，而我，在那长长的岁月里，那是一周两次唯一肯去的地方。虽然每一次的去，心中不是没有挣扎。

    有一日画室中只有我一个人，凝望着笔下的惨败，一阵全然的倦怠慢慢淹死了自己。

    我对老师说：“没有造就了，不能再累你，以后不要再来的好！”

    我低着头，只等他同意。

    又要关回去了，又是长门深锁的日子，躲回家里去吧！在那把锁的后面，没有人看出我的无能，起码我是安全的。

    老师听见我的话，深深的看了我一眼，微微的笑着，第一次问我：“你是那一年生的？”

    我说了，他又慢慢的讲：“还那么小，急什么呢？”

    那时老师突然出去接一个电话，他一离开，我就把整个的上身扑倒在膝盖上去。

    我也不要做画家，到底要做什么，怎么还会小，我的一生要如何过去，难道要锁到死吗？

    “今天不要画了，来，给你看我的油画，来，跟我到另一间去，帮我来抬画——”老师自然的领我走出去，他没有叫我停课。

    “喜欢哪一张？”他问。

    老师知道什么时间疏导我的情绪，不给我钻牛角尖。画不出来，停一停，不必严重，看看他的画，说说别的事情。

    那些苍白纤细的人体，半抽象半写真的油画，自有它的语言在呼应着我的心，只是当时不能诉说内心的感觉。

    以后的我，对于艺术结下了那么深刻的挚爱，不能不归于顾福生当年那种形式的画所给予我的启示和感动。“平日看画吗？”老师问我。

    “看的，不出门就是在看画，父亲面前也是有功课要背的。”我说。

    “你的感觉很特别，虽然画得不算好——”他沉吟了一下，又问：“有没有试过写文章？”

    “我没有再上学，你也知道——”我呐呐的说。“这不相干的，我这儿有些书籍，要不要拿去看？”他指指书架。

    他自动递过来的是一本《笔汇》合订本，还有几本《现代文学》杂志。

    “下次来，我们改画水彩，素描先放下了，这样好吗？”老师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讲了这句话。

    对于这样一个少年，顾福生说话的口吻总也是尊重，总也是商量。即使是要给我改航道，用颜色来吸引我的兴趣，他顺口说出来都是温柔。

    那时候中国的古典小说、旧俄作家、一般性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可是捧回去的那些杂志却还是看痴了去。

    波特莱尔来了，卡缪出现了。里尔克是谁？横光利一又是谁？什么叫自然主义？什么是意识流？奥德赛的故事一讲千年，卡夫卡的城堡里有什么藏着？Ｄ·Ｈ·劳伦斯、爱伦坡、芥川龙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们排山倒海的向我噬了上来。

    也是在那狂风巨浪的冲击里，我看到陈映真写的《我的弟弟康雄》。

    在那几天生吞活剥的急切求知里，我将自己累得虚脱，而我的心，我的欢喜，我的兴奋，是胀饱了风的帆船——原来我不寂寞，世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

    再见顾福生的时候，我说了又说，讲了又讲，问了又问，完全换了一个人。

    老师靠在椅子上微笑望着我，眼里露出了欣喜。他不说一句话，可是我是懂的，虽然年少，我是懂了，生命的共鸣、沟通，不是只有他的画，更是他借给我的书。

    “今天画画吗？”他笑问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