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她打开皮包，很小心的拿出一叠用塑胶小口袋装着的彩色照片，将她生命里的人，一个一个指出来请我欣赏。

    当我年轻的时候，最不耐烦飞机上的老太婆噜噜嗦嗦的将一长条照相皮夹拿出来对我东指西指，恨死这些一天到晚儿女孙子的老人。现在，那么津津有味的听着一个妇人讲她的亲人和怀念，讲的时候，妇人的脸上发光，美丽非凡。她自己并不晓得，在讲的、指的，是生命里的根，也许她还以为，这些远走高飞的儿女，已经只是照片上和书信上的事了。“你有没有照片？你亲人的？”

    “没有随身带，他们在我心肝里，没法度给您看，真失礼！”我笑着说。

    “有就好啦！有就好啦！”

    说完，那叠照片又被仔细的放回了皮包，很温柔的动作。然后，将皮包关上，放在双手的下面，靠了下去，对我笑一笑，拉拉丈夫的袖口，说：“我困一下，你也休息。”那个拉丈夫袖口的小动作，十分爱娇又自然。突然觉得，她——那个妇人，仍是一个小女孩。在信任的人身边，她沉沉睡去了。

    “今天去哪里？”随车的一位小姐靠过来笑问我。“彰化市。”我说。

    “晚车回台北？”

    我摇摇头，笑说：“明天在员林，我的故乡。”“你是员林人呀？”她叫了起来。

    “总得有一片土地吧！在台北，我们住公寓，踩不到泥土，所以去做员林人。”

    “真会骗人，又为什么特别是员林呢？”

    “又为什么不是呢？水果鲜花和蜜饯，当然，还有工业。”“去讲演？”

    “我不会做别的。”

    我们笑看了一眼，随车小姐去忙了。

    为什么又去了彰化？第三次了。只为了郭惠二教授一句话：“我在彰化生命线接大夜班，晚上找我，打那两个号码。”

    生命线，我从来不是那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可是，这一生，两次在深夜里找过生命线，两次，分隔了十年的两个深夜。

    “活不下去了……”同样的一句话，对着那个没有生命的话筒，那条接不上的线，那个闷热黑暗的深渊，爬不出来啊的深渊。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啊——”

    对方的劝语那么的弱，弱到被自己心里的呐喊淹没；没有人能救我，一切都是黑的，黑的黑的黑的……那条生命线，接不上源头，我挂断了电话，因为在那里没有需要的东西。

    就为了这个回忆，向郭教授讲了，他想了几分钟，慢慢的说了一句：“可不可以来彰化讲讲话？”

    那一天，只有两小时的空档和来台北的郭教授碰一个面，吃一顿晚饭。记事簿上，是快满到六月底的工作。“要讲演？”我艰难的问。

    “是，请求你。”

    我看着这位基督徒，这位将青春奉献给非洲的朋友，不知如何回绝这个要求，心里不愿意，又为着不愿意而羞惭。

    生命线存在一天，黑夜就没有过去，值大夜班的人，就坐在自己面前。我禁不住问自己，这一生，除了两个向人求命的电话之外，对他人的生命做过什么，又值过几秒钟的班？“好，请您安排，三月还有两天空。”

    “谢谢你！”郭教授居然说出这样的字，我心里很受感动，笑了笑，说不出什么话来。

    回家的路上，经过重庆南路，一面走一面抢时间买书，提了两口袋，很重，可是比不得心情的重。

    公开说话，每一次要祈祷上苍和良知，怕影响了听的人，怕讲不好，怕听的人误会其中见仁见智的观念，可是，不怕自己的诚实。

    我欠过生命线。

    那么，还吧！

    本来，生日是母亲父亲和自己的日子，是一个人，来到世间的开始。那一天，有权利不做任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