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那天，也是冬天，我在阳明山竹子湖一带走路，同行的人随口问了一句：“你一生里最好的朋友是谁？”还在沉吟，又说：“不许想的，凭直觉说，快讲——”讲了，是父亲母亲姐姐小弟还有我的丈夫。

    “那他呢？难道他不算？”当然问他罗，他们是好同学。

    我拿了根干树枝拍拍的打过一排又一排芦花，一面跑一面口里呜呜的学风叫，并不回答。

    他当然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

    打过他，用刷头发的梳子，重重一掌下去，小钢钉在面颊上钉成小洞洞，过了好几秒钟，才慢慢渗出数十个血珠子来。那一回，他没有哭，我还要再打，是夹在中间死命拉扯的母亲发着抖流泪。那一年，我十九岁，他十七。

    后来，没有几天，又在街上看见他，台北桃源街的牛肉面馆外边。他低头在踩摩托车，口里叼着一支烟，身后跟着一个穿迷你裙的女孩。还记得，他们上车而去的时候，那套西装在夜风里飘出来的是一块大红的衬里，女孩的手，环在腰上，那么意气飞扬的招摇过市。他没有看见我，那个手里拎着一袋书，看到他就站住了脚的人。

    我回家后并没有对母亲说什么，那几年，母亲稍一紧张就会极轻微的摇摆她的脖子，那种不自觉的反应，看了使人心酸。我深信，她的这种毛病，是因为女儿长年的不肯上学和阴沉的个性造成的。在家里，我总是攻击人，伤害性的那种打法。尤其看不惯只上学而不真读书的人。当年的他，就是那个死相，他假上学真跷课，只对自己花钱，对人不友爱，而且自高自大语气轻浮。

    想了一下在街上看见他的那副样子，把一本自己批注的送到小弟的房间里去。那时候，小弟初二了，正是我当年批注这本书的年纪，我们一同看书，小弟也开始批写，批上一段，上学校去的时候，我就拿起来看。跟小弟，也没有说他什么。

    又过了好多天，长春市场的路边边有人卖药玩蛇，算是夜市吧。围观的人怕蛇，圈圈围成很大，卖药的人费力的连说带表演，一直让蛇咬他的手肘——真咬，却没有一个人上去买药。那个弄蛇人又表演了吞蛇，紧紧握住长蛇的尾巴，让蛇身蛇头滑到口里去，这一招惹得许多人退了一步。就在人群扩散开去的那一刹，我又看见了他，有一丝惊惧，又有一丝哀怜，透过他的表情默默的投射到那个在一支光秃灯泡下讨生活的卖药人身上去。人群里的那个他，陌生、柔软，有一点孤零，透着些青少年特有的迷茫。他没有在摩托车上。

    再从窗口望他的那一年。小弟已经读大学了，我初次回国。巷子里的他，蹲着在锁车子，知道必然会进来，我等着跟这个一别四年，没有通过一封信写过一个字的人见面。

    进门的时候微笑着喊了我一声，自己先就脸红了。看见他的手上拎着一个帆布袋子，里面装着想来是到处推销的油墨样品，没有穿什么怪里怪气的红衬西装，一件夹克十分暗淡，头发被风吹得很毛，看上去好似很累，脱鞋子的时候半弯着身体，那个灰扑扑的帆布袋也忘了可以搁在地上——那一年，他进入了社会。也是那个夜晚，想到他的口袋和脱鞋子时的神情，我伏在床上，在黑暗中流了一夜的眼泪。过不久，我又走了。

    我们依然没有什么话讲，也不通信，有一天，母亲写信来，说他有了两个女儿，做了父亲。又不久，说他离开了油墨行，跟一个好同学拼凑了一点点小资金，合开了一家小公司。

    很多年过去了，我结婚，他也没有片纸只字来。后来我便以为自己是忘了这个人，直到有一天的梦里，看见一大面狰狞的铁丝网，他在那边，我在另一边，清楚看见是他，脸上还有铁刷子打上去的那些小血洞。我很紧张，唤他，叫他跳铁丝网，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退了几步，然后向我跑过来，上网了，接着看见电光强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