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无助的被挂在铁丝上成了一个十字形，然后，我在梦中的的确确闻到了生肉烧焦的气味——我被摇醒的时候还在惨叫，知道经历的是梦，只是一场梦，仍然不能停止的叫了又叫。梦的第二日，收到一封电报，是大伯父打来的，没看清楚内容先扑到地上去便痛哭，赤着脚没有带钱，奔过荒野，走进简陋的电信局，一定要他们挂长途电话回台湾。等到丈夫大步走进电信局的时候，我已经等了六个多小时。丈夫来，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父亲，我喊了父亲一声抱住电话筒失声大恸，好不容易双方弄懂了，说他没事——那个以为已经忘掉了的人没事，这才再细看那封捏成一团的电报；那封会错了意的电报。

    那事以后的几日，当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总是恍惚，夜间，睁着眼睛向着黑暗，想起他，那个一生没有交谈过什么话的他，才发觉这个人对我，原来也有什么意义。

    又是一年，我回国，父母一同回来的，下飞机，他不知道要跟我说什么，那时候，我心情不好，一路上很沉默。他将我放在前座，开到家的巷子里，他掏出来一把钥匙来给我看，脸上是逼出来的笑，他跟我说：“来，来看你的汽车，买给你的，二手货，可是里面要什么有什么，不信你问我，音响、冷气、香水瓶、录音带……你高不高兴？你看，买给你的车，来看嘛！看一眼……”我快步跑上楼，没有碰钥匙，他跟上来，我说：“以后精神好了才去看——”那辆车，在巷子里风吹雨打了三个月，我没有看它一眼，后来，他没有说什么，赔了三万块，转手卖掉了。

    爸爸贴了他钱，他头一低，接下了。那一刹，我眼眶有些湿，他根本没有什么钱，却贴出了财产的大半，标会标来的，给了我。

    再见他当然又是回国，窗外的大个子从一辆漆成紫绿两色的破汽车上下来，锁好车门，一手夹着一个小女娃儿上楼，那时候我叫了他，从窗口送下一句话：“胖子！好丑的车。”“实用就好，丑不丑什么相干？”还是谈不来的，可是这句话已经慢慢中听了。当年那件西装并不实用，却悄悄去做了会女朋友。那时候，也只是打架，我们不谈的。

    有一回我问他，他家里为什么不订大华晚报，偏偏每天要来一次看看这份报才走。他说，怕忘了看有一个“爱心基金会”的消息，问他看了做什么，他不响，向母亲和我讨钱，讨到手便走。第二天，他汇了钱去基金会，然后才说了一句：“这种开销每个月很多，看报不大好，看了会有心理负担，不寄钱又不安。”我没有什么话跟他讲，可是也有了自己的负担，是他传给我的。

    很多年后，才发觉他早已通信认养了一个新竹地区的苦孩子。那时候，他的头发开始一丝一丝白出来了，我去香港，替他买简便的治白发药水，而我，早也染发了。

    有一次在他家里，我赖他偷我当年的书，他很生气，说我的那种枯燥书籍他是一定不会看的，我不肯信，他打开书柜叫我搜，看见那些宝贝书，我呆了好一会儿，也确定了他不可能偷我的书。那一天他很慷慨，说可以借我三本书带回去看，借了，当天晚上，翻了三页，便睡着了。我还是有些讨厌他，没有什么话跟他讲。

    有一天他来，已经深夜了，我正在因为剧烈的肩痛而苦恼，母亲一定要替我按摩，而我死也不肯。他问我为什么不去做指压，我说夜深了，不好去烦固定做指压的朋友春香，他拿起电话便拨，听见在跟太太说要晚些回去。那一次，他替我做指压，做到流汗。

    我没有说什么，他很晚才走，走的时候，说了一声：“那我走了！”我说：“好”。想起当年打他的事情，呆呆的。

    又有一天晚上，他又来，说肩痛可能是在欧洲常年习惯喝葡萄酒，在台湾不喝酒的缘故。他很急的在我桌上放下了一只奥国的瓶子，说是藏了很多年的葡萄酒，要给我。说完两人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