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买作者。

    我回答：“我不能戏弄读者。”他们的电话总是深夜来的，见我拒绝，总是客气地劝我再想想，还说报酬很有弹性。

    这样的电话来了五六次，我不得不央求在电话局工作的读者李明海先生帮我更换电话号码。更换电话号码还有其它一个原因：凌晨三四点锺，我一再被骚扰电话吵醒，电话中照例先是一阵笑声，然后说有一帮年轻的哥们在绿光咖啡屋等我听音乐。绿光咖啡屋？我猛然想起，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做《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看来这帮年轻的哥们知道有这本书。换了电话号码纔半个月，那个电话又打来了。他们真有本事。

    三、北京友人

    1995年8月，我偷偷地在台湾出版了的直排繁体字本，因为海外没有出过《秋雨散文》，不存在部分篇目重复的问题。之所以要“偷偷”，是怕大陆的盗版者们发现，因此连这个消息也严格保密。

    但是，三个月后，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华东版发表了一则报道，台湾版已名列海外华文书排行榜第二位，仅次于日本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我估计这则报道看到的人不会太多，但心情开始紧张起来。谁料事隔一个多月，又获得了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的第一名。此奖由于历史原因和评委阵容，在国际间备受关注，而我又是第二次获得此奖，因此成了一个掩盖不住的新闻，1996年1月17日，北京《中华读书报》在头版以套红标题发表了这个消息。《中华读书报》影响不小，我想这次是瞒不过盗版集团了。

    此后，我听到深夜的电话铃声就有点抖抖索索。但很长时间过去了，居然没有那种电话，我松了一口气。不久有一位北京友人告诉我，他转弯抹角地听到一个传闻，有一帮很想印行的人见我态度僵硬，准备作一番“操作”，要我当心。

    “无非像过去一样盗版。但这次连一个底本也没有，那我就可以公开揭穿他们。”我说。

    “你想得过于天真了。”这位朋友说，“我听说他们准备花一二年时间组织人批判你的文章，让大家对你嗤之以鼻，不相信还有人盗版你的书，而你也会在心烦意乱中失去招架之功到那时一切都好办了。”

    “可惜到那时盗版本也卖不掉了。”我笑道。

    “不。中国读者最喜欢买被批判的书，这一点那帮人最清楚。”

    朋友神情严峻。

    他的严峻引发了我的严峻，我说：“文化毕竟是文化，先贬值后倾销的手段，在文化领域恐怕行不通吧？”

    “也可能是以讹传讹，我只是提醒一下，供你参考。”朋友有点不悦。

    北京的朋友走后，报刊间对我的批评确实多起来了，但仔细一看，有的批评很讲道理，根本不像是盗版者组织的，我也就安心地继续走南闯北去进行文化考察了，不再在意。后来在旅途中经常听各地朋友说，批评声势越来越猛。口气也越来越激烈，而且还频频出现了与我的散文无关的种种批判，甚至涉及到了我以前的学术著作我的外语水平，我对电视的参与，我在某地的发言，有的报刊甚至公布了我考察各地文化时“上级”补贴的旅费数字，有的报刊则反驳，说我根本没有外出过，是拿着一本地图写的……终于北京有一家报纸在评选全年文化大事时，我被评为“被批评最多的文化人”。忘年之交黄宗江先生则来信调侃我：“骂余秋雨，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散文家卞毓芳先生告诉我，他在一个座谈会上刚刚提到我的名字，便听到了一片“嘘”声。卞先生与我只是一面之识，说起我也只是就文论文，他觉得这种情景有点不可思议。

    绑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卞先生的一篇短文，说他经过了解，那些人『嘘”我大多是因为我不接电话，架子大。他为我辩解，说老接电话就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