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静心写作。

    这件事我深感冤枉，因为我历来是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急速冲过去的，每每引得妻子叮嘱：“慢一点，别摔着了。”只是我每年有半年多时间在外考察，接不到。但这倒又引起了我的一点警觉：什么？又是电话？什么人在频频给我打电话？知道号码又不知道我外出，却如此恼怒，显然不是我的朋友，那他们是谁？

    南北报刊上也渐渐出现了一些理论词汇，例如一个署名王强的人写道：

    余秋雨放弃了最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情绪化生物。

    他的“文化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是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

    这无疑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动。

    区区几篇散文，何至于此？

    惫有更过火的。有一位先生在报刊上说，他曾写文章批评过我对深圳文化的发言，而我则写信给他倾诉难言苦衷，于是他干脆把我的“双重人格”揭露出来曝曝光。—这个设计要花些脑子，但设计者忘记了社会人心的急剧变化。即便这一切全是真的，今天的广大读者纔不在乎哪座城市的不同文化观点呢，他们注意的只有一点：人家私信中的“难言苦衷”，怎么能够拿到报纸上公布？

    就在这时，在自贡的魏明伦先生给我打来长途电话，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朗读了一家刊物上的批判文章：“余秋雨既然能在传媒间红起来，那么也能让他在传媒间毁掉……”，读到这里，魏明伦先生突然中止，说：“下面还有更难听的呢，不读了，不读了。”

    接到这个电话不久，全国各省书市间就出现了大批盗版本。

    这个盗版本印制精致，全部精装，纸张、版式都十分考究，封面图像采用台湾版，又用计算机作了仔细修整，大标题下特别注明“文化苦旅续篇”，装帧方式也近似，连很多读书界的朋友也误认为是正版。不难看出，这是一批颇有文化素养的人筹划的。

    不仅有出版社的标号，而且还有条型码。标号用的是“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注明该社地址不在呼和浩特，而在海拉尔市，这是唯一使朋友们稍感疑惑的地方。很快证明，这个出版社的标号和条型码都是盗用的。

    但是，盗版集团的强大毋庸置疑，因为纔短短几天，全国各省的书市上都出现了这本书，与我有通信关系和没有通信关系的读者纷纷来信，有表示祝贺的，有质询为什么到如此边远的出版社去出书的，有抱怨错别字多的，每天一大迭，家里的电话也响个不停。我在中国地图上一一划圈，遗漏的地方已经不多。盗版本上注明出版日期是今年五月，惊奇的是，我很快收到了西藏拉萨宇拓路寰亚贸易公司陈雪涛先生写于5月23日的信，他也买到了这本！陈先生我不认识，他说他“站在世界第三极上”向我表示祝贺，而我则佩服盗版集团怎么如此迅捷地攀上了世界第三极。

    这个盗版本故意在版权页上写明印数仅五千册，但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两位稽查在上海文庙的一个书摊老板那里一次就查获了二千七百多册，这还不算几天来已经大量销出的部分。一个书摊就这么多，全市会有多少？全国呢？这是一个难于推算的数字。

    盗版本标价二十元，但公安局文保处的稽查事先以一般读者的身份买了两册，每本是三十元。

    这个书摊老板被传唤到了公安局，据他交代，书是从北京发来的，北京的发书人告诉他“如果余秋雨来查问，给他一笔象样的钱就可以了。”这口气与几年来我不断接到的深夜电话前后呼应。再问北京发书人的身份，果然很有背景，与文化传媒界关系密切。

    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两位负责人找到了我，他们大惑不解的是：

    “这么一本严肃的谈文化的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用三十元的黑市价去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