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的友谊，思成常在后者的纽约公寓里作客、过夜。其次是他作为指定的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国纽约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第三是他在4月初作为领导人物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远东文化和社会”讨论会以及随后举行的授予他名誉学位的颁奖仪式。第四是他和我一直致力于把他在李庄写成的中国建筑史英文稿的定稿弄好，以便交到一家美国的出版社去。

    当然在思成逗留美国期间还发生了许多有意思的和使他高兴的零星小事，其中包括他返回母校宾大和与一些老同学的非正式接触，他去克兰布鲁克看望他还在中国时就读过其著作的爱利尔·萨里能，到田纳西州参观了刚刚完工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出色的建筑和工程。他又回到剑桥，在他于1927～1928年读过研究生的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报告了他对中国建筑的发现。在那里和在别处他不时见到定居或新近到达美国的久未谋面的亲友。

    他和克拉伦斯·斯坦因和爱琳娜·麦克马洪在分别十年以后的快乐重逢真是及时。任命思成去建立清华建筑系无疑会使他无法继续他十五年来对中国建筑史的潜心研究。他是不会完全放弃这个他如此热爱的课题的，但他现在的职责是要在清华筹备一套课程以培养一批能在战后中国的现代化中发挥作用的年轻建筑师和工程师。从斯坦因那里，他学到了关于城市规划中可能做到和难以做到的事的第一手材料。他日后回到北京后在清华建筑系的课程中加进了城市规划的内容，证明这些指导意见是非常宝贵的。

    参与设计联合国大厦，使思成有机会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建筑师。他在设计咨询委员会中的同事们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瑞典、英国、苏维埃俄国和乌拉圭。其中来自法国的勒科布西埃和来自巴西的奥斯卡·尼迈亚在世界上名声最大。思成在耶鲁大学的教学任务限制了他对联合国工作的参与，但他仍然尽可能在纽约多呆些时间，住在斯坦因家里，从委员会的讨论中学到很多东西。当时还是一个年轻的美国建筑师、协助纽约建筑事务所的华莱士·K·哈里逊掌握联合国总部工程的乔治·杜德莱在1985年写下了他对1947年的梁先生的回忆：

    “他的加入对于联合国设计委员会是一大好事，尽管我们当中很少有人知道他或他的事业。他给我们的会议带来了比任何人都多的历史感，它远远地超越了勒科布西埃所坚持的直接历史感——他所独有的远离法国美术家风格或对我们的文化变迁的尚无定论的反应。思成建议过联合国秘书处大厦就像历代重要的中国建筑那样坐北朝南，以便给长长的前厅入口留下朝向温暖的南方的门面。但大厦既然选址在东河之滨，那40层的大厦最好是座落在地基的42街那一头，使多数公务人员可以直接进来，照思成的设计就意味着北面整个地区都要常年笼罩在阴影之中。于是他悄悄地（又是大方地）撤回了他的意见。”

    杜德莱说梁思成对尼迈亚的从北到南高层平板的建筑方案给予热情支持，它最后得到委员会的一致批准。

    思成对于联合国工程是非常认真的。他对于城市规划及建筑和自然环境关系的兴趣不仅由于委员会的一般讨论而大大增强，也由于有机会和背景如此不同的人物接触而受到激励。在以后的岁月中，当他到欧洲和中南美洲去参加建筑会议时，他还会再次遇到一些这个委员会里的同行。

    1947年4月初普林斯顿大学关于“远东文化与社会”的研讨会是该校为庆祝建校二百周年而举办的为期一年的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大约有六十名专家受到邀请，他们大部和中国研究有关。其中包括美国在这一领域中的领先人物以及一些欧亚的著名学者。如里顿大学的J·J·L·杜维文达克教授、瑞典的奥斯瓦尔德·喜龙仁和牛津大学的E·R·休斯教授，中国方面则有陈梦家、冯友兰、陈达、屈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