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和梁思成这些著名学者参加。雄心勃勃的会议日程涉及到中国研究的各个侧面，但对于会议的组织者，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专家乔治·劳利教授来说，梁思成才是尖子。劳利曾在三十年代中期访问过北京，对于梁思成修复中国建筑遗存和他对更广泛的中国艺术的兴趣印象颇深。劳利的亲密合作者、研究中国和日本建筑的美国专家亚历山大·索佩尔教授多年来通过营造学社的《汇刊》中文本，包括在李庄印行的最后两期，一直跟踪着思成的发现。他们两位对思成的开拓精神和后来在战时的磨难和匮乏中的执着追求都十分钦佩。他们很高兴地把他介绍给参加这次盛会的同行们，其中许多人了解他的研究成果，有的还在他与世隔绝八年之前在北京见过他。会议期间举行了一次他的图片和照片的展览，他做了关于他在建筑上的发现的讲演，还做了关于此前未见报道的四川大足石刻的另一场讲演。他还出席了其他人的讲演会并参加了讨论。

    研讨会结束时，普林斯顿大学在拿骚厅举行了一个特别仪式，授予J·J·L·杜维文达克和梁思成两人名誉学位，以表彰杜维文达克在传统汉学方面和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方面的显著研究成果。仪式开始由身着大礼服的校长和教职员为前导的大学生列队入场。身材高大、白发苍苍的杜维文达克佩戴着中世纪头饰身着长袍，与比他瘦小、看上去显得年轻、身着普林斯顿提供的过于长大的黑色长袍和帽子的梁思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思成的赞词是这样写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同时又是建筑史的讲授者、在中国建筑的历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和恢复、保护他本国的建筑遗存的带头人。”和这一赞词相配的，是他拥有的众多头衔，只要举出其中一些就够显眼的了：中央研究院院土、中国建筑研究所所长、清华建筑系主任、清华建筑研究所所长、联合国大厦咨询委员会委员以及耶鲁大学访问美术教授。

    在普林斯顿大学保存着梁思成当时就接受名誉学位写给多兹校长的一封信。他的话表现出典型的礼貌、谦虚和机智：“对于一个只不过是花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来追求也许仅仅是满足其闲情逸致的好奇心的人来说，这样的奖赏实在是太高了。”

    我也出席了普林斯顿的研讨会，看到思成很健康，情绪高涨。他在美国期间所得到的肯定使他热血沸腾。

    就在我离开中国前夕，我从南京赶往北京去和徽因、孩子们、老金和其他朋友们话别。我能给思成带来的是使他安心的消息。在他从未见到过的清华园住宅里，徽因的卧室充满阳光，里面放着柔软的弹簧床，浴缸还装有冷热水管道。亲爱的朋友们近在咫尺，“家庭聚会已从昆明移到了清华。”

    其他的消息就不那么好了。通货膨胀已到了吓人的程度，要维持日常生活就得卖掉一些贵重物品来买食品，而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内战形势很糟。

    他在普林斯顿忙碌一阵以后，又花了几个星期来结束在耶鲁的事务和往返纽约参加联合国咨询委员会的会议。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来到剑桥，和我们度过一些时光。他告诉我们说，不管内战结局如何，他都想呆在北京。他的专业生涯使他对政治的兴趣和经验都很少。他自己对共产党人没有什么了解。但就像许多在蒋政权下受尽敲诈勒索和贪污腐化之苦的同胞一样，他很难相信事情还会变得更糟。

    在他的日程上，返回中国之前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完成他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稿，他要求我帮助他。我们当时和以后在一起工作了好几天，为英文稿做编辑和改写工作并准备它的定稿。我得写询问信，找一家合适的出版社。同时按照我们的计划，他还对文稿进行核校并加写一些章节，使手稿达到出版前的定稿要求。

    就在此时，思成出其不意地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电报。徽因的肺结核病情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