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恶化，正在考虑给她动手术，思成必须参加做决定。对思成来说，他在美国的事情没有一样比他尽快回到徽因身边更为重要了。幸好耶鲁大学的课程已经结束。联合国咨询委员会的会议还在继续，但思成能做的事已经做了，他所赞成的尼迈亚方案似乎正在获得多数支持。他给清华买好的书也已经安排了船运。亲友们都来帮他收拾个人的行装。他的行李中许多都是给家人的小礼品。帮助他在纽约作最后的购物的斯但因夫妇颇为他对小玩艺的爱好而吃惊，或者如思成所说，那是可以让在中国的接受者们惊喜的“美国先进技术”。至于在他走后处理未了事宜，他全都托付给我了。

    他从纽黑文带来了他书里要用的图片和照片，交给我照管。至于我们搞好的手稿，他决定带走。他说，两个星期横跨太平洋的海上航行是完成它的最好时机，他答应很快把它邮寄回来。他和我都没有想到要给我留一份随手可得的复印件。今天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想像的，但那毕竟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不管怎么说那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把厚厚的一包插图存在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但那文字稿从此就没有回到我这里来过。

    当他匆忙地来向我们道别时，我们像老朋友常做的那样谈论着重逢。然而我们全明白我们四个人再要聚到一起是不大可能了。想到此处，我迫切希望从思成口中了解关于思成和徽因生活经历中不是我们四个人所共享的部分，否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直觉地感到，重温早年的经历会减轻那使我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刻变得阴沉的即将离别的失落感。他有礼貌地同意了我按照这个路子采访他并记录他的回答。采访本应持续一整天或者最好是一个星期，但我们只有几个小时——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他的回忆不仅使我，也使他陶醉。多年以后，这次采访的记录为本书提供了最初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