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决定把它交给家中的保姆李阿姨。她是贫农出身，“红卫兵”从来不进她的房中去。我告诉她：“这些东西以后可以证明梁先生是没有罪的，你一定替我保存好，放在你自己的衣箱下面。”她点点头说：“我明白。”尔后的几天每天晚上都有“红卫兵”来搜查，要我们交出“封、资、修的文稿”，我一口咬定，已被前一天来的“红卫兵”抄走了，因为我说不出“红卫兵”的姓名，往往最后被打一顿（那些日子为了怕“革命群众”更加歧视我，晚上挨了打，白天还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去上班）。今天《梁思成文集》和《营造法式注释》能够问世，不能不感谢这位善良的老保姆。

    “红卫兵”三天两头照例要来对思成和我“训话”。一天他们对我说：“你要考虑一下，怎样和他彻底划清界限，是跟党走还是跟‘反动权威’走，限你三天内作出选择。”他们又明确地“命令”我同思成离婚！这不能不使我思绪万千，使我想起了同思成交往近二十年来的一切，也使我不能不想起他长期以来生活和事业上的伴侣，我的老师和领路人林徽因先生。离婚？不！我宁可同他一道被“红卫兵”打死，也决不会丢下他而去。

    “那时由于他的健康恶化，他自己出去看大字报，已经支持不住了，每天就由我把有关的大字报抄回来给他看，还有各种“革命组织”印发的众多的“揭发材料”和“首长讲话”，他都如饥似渴地读着。我们不断努力去接受这些大字报上的“革命”观点，拼命想跟上“群众”的步伐。一天我看到一篇非常触目的大字报，标题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丧失民族立场的反共老手梁思成”。那里面“揭露”了四大问题：一是1966年4月在接待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时在女团长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丧失民族尊严”；二是曾出任联合国大厦的设计顾问；三是担任过国民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副主任；四是反对毛主席的城市建设指示。

    原来如此！

    我问他与法国人亲吻是怎么回事。他说“那天建筑学会宴请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法国的团长站起来致完谢词，走过来在我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作为主人，我致了答词，走过去也在她的面颊上吻了一下，这是一般的礼节。”“那你为什么不按中国习惯握握手呢？”我问。“什么是中国习惯？”他说，“难道握手不是从西方学来的吗？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习惯，在国内要尊重各民族的礼仪，当然也要尊重外国朋友的民族习惯。如果我按满族习惯就得拂下马踩袖，一手拄地一腿屈膝地请安；如果按汉族习惯就要拱手作揖或下跪叩首。难道要我向她献哈达？这样就有民族尊严？”即使是在那样严峻的气氛中，他的这段答辩也使我不由得笑了。

    所谓反对毛主席“关于城市建设的指示”问题，我想起了侯仁之教授在这次的纪念文章中写道，他曾一读再读梁、林合写的《平郊建筑杂录》文中的一段：

    “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搂，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正是侯先生引的后面一段话，曾被作为梁思成复古主义思想的典型一批再批。一次同思成讨论这段话到底有什么问题时，我说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时一点不懂建筑，但被这段诗一般的词句所感动。他笑着说：“可见你和这个‘反动权威’的情、趣、味多么合拍！”他又说：“建筑是一本石头的史书，它忠实地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是这个看法，我认为这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我们不能否认历史，更不能切断历史。人们总是从自己走过的道路中去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这就是历史。如果否认或切断历史，人类就不可能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