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能达到我所想象的‘美’的标准，对之越来越灰心，因而对大屋顶是否适于现代化建筑的造型产生了疑问，怎样在新建筑中表现我们民族的风格这一问题，经过1955年到1959年的实践，又提到了日程上来。在建筑创作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有待解决。当时全国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是保持沉默，停止前进？还是不说真心话？这些我都办不到。所以在上海建筑艺术座谈会上我发了言，后来登在1959年第6期《建筑学报》上；1960年我又在《建筑学报》第7期上发表了有关建筑创作的几点意见。这些就是现在‘红卫兵’批判我的‘再次向党反扑，搞资本主义复辟’。如果说学术上的自由争论是‘反党’的同义词，提倡民族风格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同义词，那末我只好承认自己是‘反党’的，是‘搞资本主义’的。我现在仍然认为1959年的上海座谈会是建筑创作中必然遇到的、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的正常讨论。同时，在广州会议后听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讲话使我感动极了。我想我所唯一能够奉献给祖国的只有我的知识，所以我毫无保留地，把我的知识献给新中国未来的主人，我的学生们。我很苦恼，我常想，如果再让我从头学一遍建筑，也许还会有这样的结论，难道真的要带着花岗石的脑袋去见上帝？我后悔学了建筑这一行。如果学的是机械、无线电就好了。”

    我同他之间像这样的谈话真是太多了。我当时有的理解，有的不完全理解。但是给我印象极深刻的是他对问题的冷静态度，对群众的批判总是努力去寻找其中积极的因素，从来没有动气。虽然这时我们已共同生活了几年，但他作为一个真正学者的形象此时在我心中更加鲜明地矗立了起来。但是，我常常在听完他这些议论后十分恐慌，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这些话只能对我讲，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讲。他有时温和地一笑：“你真是‘反动权威’忠实的老婆。”直到1978年我开始整理《梁思成文集》时，系统地读了他和林徽因的著作，他的这些论点才更清晰地回到我的脑子里来。我想起了林先生那由于结核病的低烧而引起的“微微红晕的面孔，想起了她为了那些不三不四的建筑曾经怎样地焦急与烦恼。他们的一生是勇于探索的一生。在那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前进，不考虑迎面扑来的风沙雨雪，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我想到人们往往只注意向成功的人庆贺，但是在科学的道路上，当我们向胜利者庆功之时，不应该忘记那些先行的探路人。正是他们以自己的勇敢精神、辛勤劳动，甚至宝贵的生命为后者立下了“由此前进”或“此路不通”的路标。

    那时，我的确非常苦恼，为什么我的思想感情总是和群众相距如此之远？为什么思成的话我总听着有道理，却不能像“革命群众”那样立场鲜明地给予批判？为什么？……难道我真的“反动”吗？我必须时时刻刻提防着，不是提防别人，正是提防我自己这些“反动”思想的出现。

    文化革命开始不久思成的工资就没有了，存款也没收了。一家五口（思成、我、林先生的母亲和我的两个孩子）只能靠我那60元工资生活，对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思成并不介意。各种形式的“革命组织”都来揪斗他，往往一坐“飞机”就是三、四小时，他对此不但不气愤反而高兴，因为他天真地相信这是学生们开始“斗、批、改”，不再打内战，要真正摘“教育革命”了。只要教育革命能成功，真的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一句话，只要我们的祖国能更加强大，他心甘情愿被人们“踩在脚下，再踏上千万只脚”。他想，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快得到解答了。

    然而，这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使他的健康明显地恶化了。当时高干医疗制度已取消，校医院又以他的医疗关系不在清华而拒绝给他看病。不得已，我只好带他到北医三院去。我永远感谢给他看病